潘兴广场阿克曼访谈：AI让市场看得越来越短，为何看好微软、Meta、亚马逊

微软（MSFT.US）股价在过去一周经历了一次急转弯。10月28日，微软收于531.01美元，此后连续回落，11月2日跌至507.12美元，三个交易日下跌约4.5%；11月3日和4日又连续反弹，4日收于555.80美元，比一周前高约4.7%。

关于Hyperscaler的讨论，也将Pershing Square（下称“潘兴广场”）和其创始人、CEO Bill Ackman推到台前。

「明亮公司」此前梳理其三季度持仓与业绩发现，截至9月30日，微软是第一大持仓，占净资产15%；Meta和亚马逊各占11.2%，三家公司合计37.4%。三季度潘兴广场净值上涨3.5%，但年初至9月末仍下跌9.6%。

潘兴广场认为，市场已经把超大规模云厂商增加资本开支写进估值模型，却没有充分计入这些投入可能带来的回报。它看重微软已有的两条变现渠道：Azure云服务和Microsoft 365应用。报告列出的Copilot付费席位已超过3000万，但新增资本开支的回报仍要在之后的收入和利润中兑现。

不久前，挪威主权财富基金负责人Nicolai Tangen在播客《In Good Company》中，与Bill Ackman进行了一场访谈。两人从“什么是伟大的公司”谈起，随后讨论集中持仓、永久资本、AI投资，以及股东如何监督企业。

Bill Ackman认为，如果企业因客户需求增加AI资本开支，股价却随之下跌，长期投资者应该重新研究这家公司。

Ackman说，潘兴广场持有的亚马逊、Meta和微软，当时合计约占投资组合的三分之一。他买入Meta和微软的时点，都与市场担忧它们提高资本开支有关。在他看来，只看支出增加还不够。投资者需要弄清公司为何投入、客户需求是否真实，再判断价格。

这套方法依赖一个前提：资金不能在市场波动时随时被抽走。Ackman以巴菲特放弃对冲基金、转向伯克希尔为例，解释永久资本的价值。他也谈到潘兴广场如何让九位投资人员共同审视一个集中组合，以及Howard Hughes向保险业务转型的计划。

访谈的后半段转向公共表达和个人经历。Ackman谈到自己为什么在X上听取反对意见，也谈到女儿脑出血后，他对脑康复、脑机接口和AI的新关注。

以下为「明亮公司」编译的访谈内容（有删节）：

Nicolai：Nicolai Tangen，挪威主权财富基金负责人、《In Good Company》主持人

Bill：Bill Ackman，潘兴广场创始人、CEO

Nicolai Tangen（左）和Bill Ackman

伟大的公司，为什么很少成为好投资

Nicolai：你怎样定义一家伟大的公司？

Bill：假设你今天买下它，市场此后关闭20年，你仍然能以很高的把握判断，10年或20年后它会非常有价值。

Nicolai：这样的公司通常在哪些行业？

Bill：关键与其说是行业，不如说是公司的结构。很多行业都有出色的企业。

Nicolai：你想要什么样的结构？

Bill：我们喜欢像收取特许权使用费、领取年金一样的生意。你能够相信，这笔持续流入的收入会在很长时间里较快增长，而且公司赚到的现金不必再大量投回原有业务。其实潘兴广场也是这样的生意——我可以顺便推销一下。

Nicolai：我们稍后再谈它。你觉得世界上有多少这样的公司？

Bill：规模足够大的并不多。以潘兴广场的资金规模来看，我们每次投资的金额不小，所以组合会很集中。真正出色的公司可能有两三百家，但伟大的公司也很少以足够好的价格出现。两项条件同时满足，才是一笔好投资。这就是我们集中持仓的原因。

Nicolai：你们从哪里找到投资想法？

Bill：我们喜欢研究企业，也会阅读新闻。多年来，我们建立了一个自己欣赏的公司名单：经济特征好、增长快、管理层出色。不过，这些公司很少以能够满足我们回报要求的价格出售。

Nicolai：你的方法说得很清楚，Chris Hohn（TCI创始人）和沃伦·巴菲特也有类似理念，为什么真正这样做的人很少？

Bill：一方面是结构问题，另一方面很多人希望迅速致富，而这套方法需要长期视角。资管行业的大部分资金天生是短期的，投资者可能随时、每天、每季度或每年赎回。别人用短期业绩考核你，你就很难真正做长期投资。像Citadel、Millennium那样的机构偏重短期，也使用较高的杠杆，这种结构无法容忍太大的波动。巴菲特有永久资本；Chris Hohn经营多年，也培养了一批愿意长期支持他的投资者。要执行这套策略，你需要这种资本，而它非常稀缺。

Nicolai：你从哪里获取信息？平时读什么？

Bill：我读《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经济学人》，有时也读《纽约时报》——如果那天我看得下去的话。开个玩笑，它是一份好报纸，只是所有媒体都有偏向。我也花不少时间看X。它大概已经成了我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因为同一个问题，你能同时看到立场截然不同的人发言。我认为这很有助于接近真相。我关注大约一千个人，兴趣也很广。公司的一些好投资，以及我个人的一些好想法，都起源于某种个人兴趣。

比如，我一直关注健康。新冠疫情刚出现时，我因为这个兴趣较早注意到它，并开始担忧大流行。最初不是为了投资，但后来确实产生了投资机会。现在，家庭遭遇的一件不幸，让我花很多时间了解AI和脑机接口，也可能带来新的投资想法。不过，一旦发现值得研究的事情，尽调仍然是常规做法：读公开文件，通过专家网络与行业人士交流。

Nicolai：我们稍后会谈你家的事。你每天在X上花多少时间？

Bill：我妻子可能会说太多了。我没算过，通常是早晨和晚上，而不是工作时间。也要看当天有什么事。但有趣的是，经常使用X的人，相较只看传统媒体的人，往往会觉得自己提前一两周知道了某些消息。新闻正式出来时，你可能早就听说了。它是一个实时的信息来源。

Nicolai：你在餐饮业赚了很多钱。为什么它是好投资？

Bill：我们看重的是简单、可预测、能产生自由现金流的企业，多数采用特许经营模式，又是收取持续收入的生意。长期研究一个领域，也会积累专业认识。

Nicolai：我女儿经营一家鸡尾酒吧，那可不是容易做的生意。

Bill：确实不容易。所以重点仍是业务结构。麦当劳很出色。人们一直把它看作餐饮企业，它当然是；但它也是一家房地产企业和特许经营企业。

Nicolai：你多大程度上依赖经验形成的模式识别，或者说直觉？

Bill：经历过许多市场事件当然有价值。但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把核心投资原则做成一张检查清单——你看到旁边那块板了吗？我们有一个框架。它让我们用特定方式看世界，偶尔会从中发现机会。

最重要的一条是，我们能否高度确信地预测这家企业。金融资产的价值，是它整个存续期未来现金流的现值。如果你无法对企业未来10年、15年、20年建立一个合理模型，我认为你也无法判断它的价值。

很多资金押注的是短期股价：这家公司会超出、达到还是低于盈利预期？某条新闻会不会使股价朝某个方向走？我们基本不做这种判断。我们试图建立长期财务模型，因此必须能预测企业本身。很多公司的价值我们无法判断，于是根本不看。可预测的收入和现金流，通常意味着它有某种竞争壁垒。

所以，业务质量和耐久性极其重要。我们还希望企业少受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影响，不太投对商品价格、利率或监管变化高度敏感的生意。我们尽量保持简单。

Nicolai：至少你们的原则是刻在石头上的。

Bill：本来是这么打算的。我让团队做成石板，结果他们拿回来的是一块很重的塑料板。

九个人如何决定一笔集中投资

Nicolai：你们如何使用分析师？公司不到50人吧？

Bill：我们有48个人，其中九位是投资专业人员。但这不是“我加上一群分析师”的结构，而是一个投资团队。Ryan Israel大约四年前成为首席投资官。典型的对冲基金会由投资组合经理向负责不同领域的分析师分配资金，个人薪酬也与各自的盈亏挂钩。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只有一个持有约12至14项投资的组合，没有人按个人投资盈亏拿报酬；大家的报酬最终取决于整个组合的表现。这样，每个人关心的就不是自己能分到多少资金，而是公司和投资者的钱应当怎样配置才最合理。

Nicolai：具体怎么运转？大家坐在这张桌子周围讨论吗？

Bill：不是。我们有一间投资团队会议室，面积大约只有这里的一半。

Nicolai：你们每周开会？

Bill：每周有一次正式会议，但几乎每天全组一起吃午饭，所以交流非常频繁。通常是有人发现一个值得研究的机会，可能是我、Ryan，也可能是其他人。比如一家我们跟踪多年的公司因为业绩不及预期，股价突然打了六折。我们就重新打开档案，更新研究。最熟悉这家公司的两位同事深入调查；Ryan或我会参与指导，也做一部分工作。我会读年报、委托投票文件、业绩会文字稿和新闻。主导研究的人还会找行业专家谈，做更深入的尽调。

Nicolai：整个团队会同时研究同一个想法吗？

Bill：两个人会钻得很深，另外两个人——比如Ryan和我——做一部分研究，其他人之前可能完全没花时间看这家公司。负责研究的团队会做一份演示材料，向所有人说明投资理由。随后大家形成共同判断。

典型对冲基金的分析师有动力争取资金分配，难免倾向于推动自己的想法进入组合。我们这里，只有两个人投入了大量时间，两个人了解部分情况，其他人没有这方面的时间投入。这个结构有助于团队提出真正独立的问题。

Nicolai：你们必须达成共识吗？

Bill：如果有人反对，或者提出疑虑，我们就继续调查，直到把问题弄清。最终决定权在我，但我想不出过去十年有哪笔投资，不是团队在实质上形成共同看法后才做的。

Nicolai：拿Brookfield举例。从开始关注到投资，你们花了多久？

Bill：我是在一笔交易中认识Bruce Flatt和Brookfield高管团队的。

Nicolai：给听众解释一下，Brookfield是一家加拿大投资集团。

Bill：对。当年General Growth破产重组，我们与Brookfield合作，因而深入认识了他们。我很敬重Bruce、Cyrus和那批至今仍在管理公司的成员。但那时我们并没有投资Brookfield。后来它逐渐重组，向更轻资产、更像收取持续收益的模式转变。几年前，我们才开始正式尽调。Brookfield很复杂，复杂也是它估值相对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它一直在简化业务。我们为这笔投资大约研究了几个月。

Nicolai：现在比你刚入行时更难跑赢市场吗？

Bill：我不这么认为。我们不追求每个月、每个季度，甚至每年都跑赢市场。我们管理一个集中组合，又有能力看得更长远，长期而言是很大的优势。当然，指数本身也是一个很强的竞争对手。

AI资本开支压低股价，为什么买入微软和Meta

Nicolai：AI正在怎样改变市场？

Bill：它让市场参与者看得越来越短。一家公司刚发布10-K年报，AI就能立刻读完。大量资金本来就在寻找短期信息优势，AI进一步增强了这种能力。

Nicolai：你们持有哪些与AI有关的投资？有AWS，还有呢？

Bill：Meta当然在大力投资AI。我会说，今天每家公司要么与AI有关，要么应该与AI有关，要么将受到AI冲击。你必须逐家判断。特朗普宣布所谓“解放日”关税后，我们买入了亚马逊。Meta承诺投入大量资本开支，市场失望时，我们买入了Meta。微软也是这样。

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环境：公司公开说，我们的服务需求巨大，为了满足客户，资本开支必须远超原先预期；然后它的股价却跌了。微软就是这样进入我们投资组合的。这几家公司目前合计大约占我们组合的三分之一。

Nicolai：AI会怎样改变世界？

Bill：它会让几乎每个人都能以很低的成本获得很高水平的智能。如果智能原本是一种竞争优势，而它逐渐成为人人都能取得的商品，影响会非常深远。我有一个想法：当每个人都能使用廉价的超级智能，人类还剩下什么优势？也许是创造力。

大语言模型可以读完已有的材料，积累惊人的知识，但我还不确定AI是否已经具备真正的创造力。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写出质能方程，那样的灵光一现，恐怕不是把此前所有资料读一遍就能自然得出的。人的空间也许还在那里。同时，我认为AI可能带来更大的富足，使创业活动、总体GDP和全球增长大幅增加。

激进投资不再需要「踹门而入」

Nicolai：你因激进投资而闻名：买入公司股份，推动它改变。但现在你似乎不常这么做了。为什么以前做，现在做得少了？

Bill：我们现在仍然非常积极。不同之处在于，我们不必再踹开门才能进会议室。

Nicolai：因为你年纪大了，更和气了？

Bill：有几个原因。早年，激进投资不太受重视，你真的得想办法闯进去。后来这种策略证明了效果，我们也建立了信誉。我认识了很多首席执行官。人们开始相信，我们关心的是企业所有者、投资者和员工的长期利益；我们在董事会里能正常合作，也能创造价值。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和我们交流想法，而一定要打代理权争夺战？

我们最后一次主动发起激进投资是在2016年。如今我们买入一家公司的股份，往往会收到首席执行官的感谢信。这与以前连电话都没人回，完全不同。现在，我们可以成为有帮助的股东。

市场本身也变了。过去，一家优质公司偶尔令市场失望，股价也许跌3%或4%；现在，可能一下跌30%或40%。指数化投资增加、可流通股票减少，加上更多短期杠杆资金，都使波动加剧。结果是，优秀、增长快、业务持久的公司，偶尔会因为短期失望，以折价出售。我们的组合里有很多这样的企业。我们非常尊重管理者，无须以激进股东的身份介入；我们乐意做安静的所有者，偶尔提出建议。

Nicolai：你本人是否也变了？比如年龄增长、进入主流圈子，或者变得更友善？

Bill：我一直是个友善的人，媒体也许把我描绘成了另一种样子。我与今天很多企业管理者是同一代人，几乎所有美国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要么认识本人，要么隔着一层关系就能联系上。别人很容易了解我们作为股东是什么样的人。而且我们已经十年没发起过新的激进投资了。

Nicolai：你怎么看其他激进投资者？

Bill：要看具体是谁，但总体而言，激进投资对市场是健康的。指数化和被动持有越来越普遍，如果没有股东督促管理层，企业就少了一种问责机制。回看历史，摩根、卡内基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激进投资者，但他们是钢铁和铁路公司的大股东，在意企业如何经营。后来，机构持股与指数化兴起，股权逐渐分散。欧洲至今仍有许多受家族或个人控制的企业，美国则少一些，近年的科技创业公司是例外。市场也经历过表现低迷的时期。

上世纪八十年代，Michael Milken推动的融资环境，让Carl Icahn、Nelson Peltz等人有能力争取公司的控制权。后来Marty Lipton提出“毒丸”防御，限制恶意收购和“绿色讹诈”；直接绕过董事会把公司买下也变得困难。再往后，激进投资在过去二十多年逐渐成为一种更成熟的股东监督方式。

Nicolai：你和Carl Icahn有过一次不小的冲突。

Bill：是的。

Nicolai：讲讲当时的事。

Bill：2003年，我和Carl做过一笔很小的交易。我把一家名叫Hallwood Realty Partners的公司的一部分权益卖给了他。售价远高于当时的交易价格，但仍明显低于我认为的真实价值。作为交易的一部分，他给了我一份他称为“防傻瓜保险”的承诺：如果未来三年内，他以更高价格出售或转让这笔权益，超过约10%回报的收益中，有一半归我们。

后来他出价收购这家公司，但没成功；另一位买家买下了它。他在两年内卖出权益，按协议欠我们约450万美元，却拒绝付款，所以我起诉了他。

Nicolai：你因此很生气？

Bill：谈不上生气。我知道Carl一向喜欢争，所以协议写得很清楚：只有八页，里面有简单的计算公式，对“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也给出了完整定义。他喜欢打官司。这件事后来还牵连到康宝莱那场争斗。

我们最初赢了，但他会把每一步拖到最后：如果有180天可以上诉，他就等到第179天。

我们赢得上诉，他继续上诉，一直打到最高法院。金额对他并不重要，但案子拖了大约六七年。协议规定期间按9%计息。最后我们还是赢了，他打电话来祝贺。我对他说了几句重话，他不喜欢，之后一直记着。等我们做空康宝莱时，他几乎没做尽调就决定反向买入，想逼我们平仓；他确实非常有效地做到了。

Nicolai：那次你损失了大约十亿美元。回到今天，你怎么看股东权利的减弱？

Bill：你说的是像SpaceX这类公司上市时，普通股东拿到的权利更少？

Nicolai：对，包括投票权、任命董事的能力等。

Bill：我理解创始人控制企业的优点。在越来越短视的市场里，普通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可能被迫为了完成近期数字，做出损害长期价值的决定。如果掌权的是巴菲特、山姆·沃尔顿，或者我认为的马斯克，创始人控制通常是好事。

但下一代怎么办？你不能因为父母是杰出企业家，就认定子女同样适合继承控制权。因此，我原则上支持“一股一票”，一般不喜欢投资受个人控制的公司。若控股股东是一位非凡的首席执行官，我可以接受例外；但总体上更希望股东保有偶尔参与和约束管理层的能力。

Nicolai：什么样的人能做一位好首席执行官？

Bill：热情、智慧、精力，以及让人愿意追随的领导力。

Nicolai：投资时，你有多看重首席执行官？

Bill：对我们而言，企业本身的质量、增长和耐久性更重要。如果首席执行官不合适，我们有机会帮助公司找到更好的人。伟大的公司配上杰出的首席执行官，当然最好，可这样的组合很少会以便宜价格出现。通常是管理层连续犯错，才使一家好公司变成价格合适的投资。

永久资本，怎样改变投资人的选择

Nicolai：你多次提到长期资本。你们现在拥有永久资本，能解释它为什么重要吗？

Bill：我算是巴菲特的追随者。他早年经营过对冲基金，也做过激进投资，只是今天不常提了。1969年，他管理着大约一亿美元，可以对超过6%的收益抽取25%的业绩报酬。但他放弃了这部分收入，把资金还给投资者，转而控制了一家很差的纺织企业——彼时这个行业还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他只领十万美元年薪，没有业绩提成。

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算过长期复利的账：如果资金基础随时可能消失，就会损害创造长期价值的能力。他用短期看似更不划算的个人收入安排，换来了永久资本。事实证明，这个选择非常成功。

大多数投资者的钱可能明天就被赎回，而我们不必担心。新冠疫情暴发、世界仿佛失控时，我们能够积极投钱，因为不用担心月底的赎回。市场上许多最好的机会，恰恰来自其他管理人必须应对资金流出。

人也有从众本能。想象自己站在草原上，动物突然朝一个方向奔跑，你很可能跟着跑，因为后面也许有狮子。市场崩盘时，很多人在低点卖出，也是这种恐惧的表现。投资者需要冷静看待波动；但如果客户随时会撤资，你很难真正冷静。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在这方面做得不错。除此之外，资管业真正永久性的资本很少。能在短期世界里做长期投资，就是所谓“时间套利”，而它依赖资本结构。

Nicolai：你不仅有永久资本，还在打造一个有保险业务的投资载体。可以把它理解成你在复制伯克希尔吗？

Bill：我们也有自己的“纺织业务”，只是比纺织厂好得多。

Nicolai：Howard Hughes（HHH.US）。

Bill：对。它是一个很好的企业，多年来开发、建设一些小型城市，能够产生大量现金。但市场给房地产业务的资本成本很高，我们很难在原有业务里持续取得高于它的回报。所以，我们正在改变公司的资本配置方式。

巴菲特控制伯克希尔后，逐渐退出纺织业，用资金买入保险公司。他并没有照搬普通保险公司的做法。一般保险公司大部分资产投向较高等级的固定收益产品，主要争取在承保业务本身赚钱。巴菲特在经营有利润的保险业务的同时，把保险浮存金全部投向短期国债，再用保险公司的盈余资本投资普通股。长期下来，这种安排使保险业务取得很高的股本回报，也创造了伯克希尔的大部分价值。

Nicolai：十年后，Howard Hughes会是什么样？

Bill：未来几年，我们希望尽快从房地产业务中释放尽可能多的资本，让它转向轻资产模式，并将释放的资金投入保险业务，在那里长期复利增长。我设想十年后，Howard Hughes至少80%是保险公司，房地产可能占20%。

我们请来了一支在行业里非常出色的团队。Marc Grandisson曾管理Arch Capital Group，他的接班人David Gansberg也加入了；还有曾任AIG副董事长兼总法律顾问的Lucy Fato。这是一支原本可以管理数百亿美元规模保险公司的团队，现在管理的业务资本还不到20亿美元。我们希望建立一家盈利良好的专业保险公司，再由潘兴广场像巴菲特那样管理资产。

今年6月完成保险公司收购后，我们卖掉了它持有的中长期固定收益资产，转投短期国债，并用一部分股东权益建立普通股组合，买入我们认为世界上最好的企业。很少有人这么做。

Nicolai：Apollo算不算一个例子？

Bill：不一样。Apollo、Brookfield、KKR等公司的模式，都与我们想做的不同。Apollo收购的人寿保险公司主要发行固定年金，形成成本相对低的负债，再用这些资金投私募信贷，配合杠杆赚取利差。我们收购的是专业保险和再保险公司，真正承保财产、意外等风险。我们希望从承担风险中获得承保利润，并利用保险公司的永久资本长期投资。这不是高杠杆的利差业务；杠杆水平也会比那些信贷策略低得多。

最有说服力的做空者，能帮助投资人接近真相

Nicolai：你刚才提到X。你在公共讨论中非常活跃，也非常显眼。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Bill：首先，这就是我的性格。高中毕业纪念册上，有位朋友给我写了一句俏皮话：“闭上的嘴，不会把脚塞进去。”意思是我一直话很多。我想要的生活，是拥有独立性，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也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言论自由对我一直很重要。

最初让我认真使用X的，是哈佛学者Steven Pinker。我在一次晚宴遇见他，他说：“Bill，你得上X，那里有非常精彩的讨论。”他还说，自己从那里学到很多。我本来只是想去学习，关注有意思的人。发了第一条帖子之后，我发现自己已有两万五千名关注者。

Nicolai：现在有多少？

Bill：接近三百万。后来，我开始分享自己对公共议题、政治和事件的看法。有人赞同，也有人反对，两边我都能学到东西。我会尽量在每个争议中，找出双方最善于表达、思考最周到的人，分别听他们怎么说。

媒体所有者往往会利用媒体影响公众看法。我不确定有哪家媒体的唯一目标是呈现绝对真相；所有者通常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或议程。所以，一个开放的平台允许你自己决定听谁说话，这很有力量。

从心理上说，多数人喜欢听与自己观点一致的声音，我也一样，但我同样想听反对意见。对投资而言，X是我获取想法、了解世界的好渠道；对一个普通公民而言，它也帮我理解重要问题。我喜欢参与其中。

Nicolai：从哲学上说，我相信存在客观真相。你觉得社会正在朝它靠近吗？

Bill：我不知道。社交媒体也许恰恰使社会更分裂。Facebook和其他平台的商业模式，取决于人们在应用里待多久。能激起愤怒的内容让人停留，于是获得更多广告收入。结果，人们离开平台时，往往比进入时更坚定地相信原来的观点。

我曾在X上公开建议Elon，也许还得私下再劝劝他：每条帖子旁边都应有一个按钮。按下去，你可以看到这个问题上最有说服力的反方论点——例如最受关注、论证最清晰，或被认同最多的另一种意见。听到另一方完整的论证，对人有帮助。可现实中，大家往往只去符合自己立场的媒体，比如Fox或CNN。

Nicolai：怎样才能保持开放心态？

Bill：首先，你得相信开放心态重要。我不会觉得自己已经彻底想明白了，总想听另一边怎么说。

Nicolai：听了以后，你真的会认真吸收吗？

Bill：会。投资时，怎样增强对一个想法的信心？找最有水平的空头，听他为什么反对。如果你能逐条回答他的批评，信心会更扎实。其他观点也一样。找那个最能说明你错在哪里的人：他也许说服你，让你承认自己错了；否则，你就必须认真回应他的每条论点。我们最有希望接近真相的方法，就是听全各方的意见，再判断哪一方的道理更充分。

女儿脑出血后，开始关注脑机接口

Nicolai：你说过，今年早些时候家里遭遇了一场不幸。愿意谈谈吗？

Bill：可以。我26岁的女儿发生了脑出血。她有一种叫动静脉畸形的血管问题。除非之前做过脑部磁共振检查，否则我们不可能知道；她也一直没有明显症状，所以从未做过那项检查。

事发时是清晨，她独自在公寓里。我们一直联系不到她，到深夜才发现。她脑内大面积出血，脑部承受压力将近19个小时。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会去世；有些人虽然活下来，后来也可能长期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所以，我把帮助她恢复当成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目标。这是过去七个月一直压在我心上的事。

Nicolai：你还打算资助这个领域的新项目？

Bill：起初，我的注意力全在女儿身上。但我越了解脑损伤和中风后的康复，越发现我们在这个领域做得太少。有些神经外科医生和神经科医生对康复非常悲观，认为能为病人做的不多。可实际上还有很多事能做。

我的女儿一度几乎失去走路、说话和看东西的能力。现在她正在恢复这些功能。据我所见，她的认知能力是好的；她正在重新学习说话和走路。我相信我们能帮助她找回生活能力。眼下最大的困难是，脑内压力伤到了视神经，她可能失去了约98%的视力。但即使在这件事上，我也保持乐观。

过去几个月，我见了很多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最有名，但还有一些很有前景、介入程度更低的技术。AI会帮助我们从大脑获得更多信号，也更准确地理解它们。我相信，失明的人将有机会重见光明，瘫痪的人也有机会重新行走。这不会是几个月内发生的事，而是要用几年；但我认为不用等太多太多年。我希望女儿能康复，也对这些技术的潜力感到振奋。

做投资让我能接触许多领域，也积累了一些房地产等方面的能力。我们已经在纽约整合了一块约3.4英亩的土地，其中有一栋约40万平方英尺的生物科技大楼。之后我发了一条帖子，开始招募优秀的人来建立研究机构。这也是社交媒体的力量。

几乎每个人都认识因事故、中风、战争伤害、阿尔茨海默病或认知衰退而受到影响的人。大脑对人的生活太重要了，我们投入的时间、精力和资源却不够。科研资助体系本身也有不少限制。我们打算投入大量资源，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纽约是一个适合做这件事的地方。

Nicolai：谢谢你愿意分享。我也是三个年龄相近孩子的父亲，但很难想象你经历了什么。

Bill：这确实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

乐观、正义与给年轻人的建议

Nicolai：Bill，你个人生活中最大的失败是什么？

Bill：我现在很满意自己的生活，所以也会用不同的眼光看过去的失败。一路上发生的每件事，都把我带到了今天。如果某个岔路口我选择了另一个方向，也许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与你交谈。

Nicolai：你有一套系统的方法，提醒自己保持感恩吗？

Bill：没有固定程序。我大概天生就比较容易感到感激。

Nicolai：我每天早上有一个仪式，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会花一分钟，把自己真正感激的事在脑子里过一遍。这会改变我看待一天的方式。

Bill：我每天都有这种感受，只是没有刻意列清单。我也是个乐观主义者。你采访过那么多成功的人，其中有悲观主义者吗？我猜一个都没有。乐观很重要。我会感恩、会欣赏自己拥有的生活，虽然没有系统地练习，但这就是我的一部分。我喜欢每一天。

Nicolai：你有什么是别人不知道的？

Bill：我可能是美国最透明的人，实在想不出来。也许很多人不知道，我排球打得很好。

Nicolai：我还以为你擅长网球。

Bill：网球也打得不错。除此之外，我真想不出还有什么秘密。这是个好问题。

Nicolai：你读过的书里，哪一本对你影响最大？

Bill：很难说有哪一本教给我最多，但John Rawls的《正义论》对我影响很大。它提供了一种思考世界和自身责任的框架。

这本书提出一个思想实验：在出生之前，你并不知道自己会是谁。你可能出生在纽约布朗克斯一个毒瘾母亲的家庭，也可能出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伊朗，或者纽约上东区一个投行家的家庭。在不知道自己最终落在哪里时，你会怎样安排这个世界，才能让它尽可能公平？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人们通常只从自己的处境出发看问题。

Nicolai：那你认为世界该怎样安排？

Bill：迄今为止，资本主义是我们找到的最好制度。但“世界该怎样安排”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我珍视美国的基本制度、宪法权利和《权利法案》，也认为必须保护它们。我希望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一个总体上行事善意的国家。“美国优先”当然重要，但国家怎样运用自己的力量也很重要。

…… 

Nicolai：在这样复杂的世界里，你会给年轻人什么建议？

Bill：首先，和谁来往很重要。年轻时，你会受到身边人的影响。我上高中时，朋友们在很多事情上都好胜，包括学习。我自己也有竞争心，所以努力取得好成绩；这帮我进入了好大学。人从最亲近的人身上学到最多，所以要认真选择自己的圈子。

再看看AI为什么变得这么强：模型读了大量书和资料。人的大脑在某种程度上也类似。你通过吸收尽可能多的信息来训练它，所以要阅读，也要追随真正令自己感兴趣的事。我不认识一个非常聪明、却几乎不阅读的人。喜欢汽车，就去研究汽车；喜欢军事或历史，也一样。关键是深入学习自己有热情的领域。

同时，了解营养、健康、运动和睡眠。少喝酒；能不喝更好。我认为糖对健康有害。力量训练很值得做，有助于自信、外形和健康。

除此之外，还要认真培养品格。巴菲特到哈佛商学院演讲时说过一段我觉得很好的话：想想你在学校最敬佩的同学。先不谈马友友、迈克尔·乔丹或奥运选手那样依赖特殊天赋、长期专注训练的人。多数人的成功，需要一些人人都可以选择拥有的品质：守时，回应别人的联系，在没人看见时也做正确的事。

这些品质，你明天就可以开始具备。你只需要决定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成为迈克尔·乔丹，可能几乎不可能，还需要多年训练；但培养品格，首先是一项选择。努力成为别人尊重的人，成为上司愿意信任的人。这些都是做得到的。

最后，人生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是选择和谁共度一生——伴侣、妻子或丈夫。要认真想，不要仓促；但也别迟迟不作决定。

Nicolai：谢谢你，Bill。

Bill：谢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明亮公司”（ID：suchbright），作者：主编24小时在线，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