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宏做“智能组织”，杨元庆粉“AI原生组织”？
昨天（2026年11月12日）的百度世界大会上，李彦宏发布了百度关于“智能组织”的若干思考，更请来了联想的杨元庆展开了一场关于这个主题的深度对话。
在外界的视角里，百度是互联网企业，联想是传统企业，但两者却都在“企业AI化”这个方向上极速狂奔。经历了在潮头的实践，两个企业掌舵者对于AI的认知，的确也有独到之处，他们都同意——AI带来的不仅是个体效率的提升，更是一场深刻的组织革命。
在如何推动AI时代的组织变革上，两家企业有各自的话语体系，也一直持续积极地发声。
我们注意到，李彦宏曾在2025年的百度世界大会上提到“AI原生组织（AI Native Organization）”，是中国最早采用这个概念的企业家之一，但他却在本年的百度世界大会上开始把这类组织称为“智能组织（也是被广泛被使用的‘智能体组织’概念）”。
而联想则在2026年9月与人大商学院联合发布了《AI原生组织转型指南》，甚至提出了这类组织的五级成熟度模型，成为“AI原生组织”概念在国内的积极实践者和表达者。显然，他们选择了与百度不同的概念表达。
穆胜咨询在观察了国内外的大量实践案例后，发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当下的中国企业，更多喜欢使用“AI原生组织”的概念，但在国外的标杆企业里，他们则更喜欢使用“智能体组织”的概念。
我们最终也发现，究竟选择哪个概念，这绝不是话语权之争，而是实实在在的实践导向上的不同。
01 智能体组织
“智能体组织”这个概念没有一个唯一的“首次提出者”，因为它实际上指向了两个不同领域的含义，各自的起源时间和提出者也截然不同。
早在2004年12月，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Bryan Horling 与 Victor Lesser在一篇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多智能体组织范式”这个概念。需要注意的是，这篇论文中的“智能体”（Agent），是基于规则或符号逻辑的软件实体，与当前使用大语言模型的智能体并不相同，但两者共享“自治实体协作”的底层思想。他们对于智能体组织的诸多思考，具有启蒙意义。
而后，经历了十余年时间，“智能体组织”在计算机科学领域逐渐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专业术语，指由智能体、任务及规则等要素构成的多智能体系统。这个概念作为规范术语，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认可，在2018年被收录于《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第三版）并正式公布。
有意思的是，这一概念在两次被提出后，并没有流行起来。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的AI技术尚未普及，智能体尚未成熟，并不能在组织里充当重要角色。这一概念的真正流行的起始时点是2025年。
2025年9月，麦肯锡公司发布了名为《智能体组织：AI时代的下一个范式》的报告，其中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在这篇报告中，麦肯锡将其定义为一种新范式：人类与虚拟及物理AI智能体大规模、以近乎零边际成本的方式并肩工作。他们对这一概念的陈述，更多是从组织的角度出发，但也因此引发了这个概念下各种视角的思考。
2025年10月，微软研究院的 Furu Wei 团队在发表的论文中，从大语言模型的技术角度将“智能体组织”直接定义为AI的一种新运作范式：智能体通过协作与并发来解决复杂问题，从而超越个体智能。与此同时，国内外学者也有从流程再造、组织行为学、产品管理等商业视角提出的不同观点。
2026年上半年，穆胜博士通过文章、访谈等形式系统呈现了自己和团队对智能体组织的观点。他从组织变革的视角，给出了“智能体组织=平台型组织+AI技术”的判断。2026年8月，其出版了著作《智能体组织》，首次系统提出“智能体组织”核心概念，搭建AI时代组织进化的完整理论体系，将概念进一步沉淀和体系化。
他认为，智能体组织是——以客户为中心，以AI为核心生产力，在企业提供的算力、算法（如开源或闭源大模型）、数据、工具（如低代码开发平台）、规则（如人机协作宪章）等要素组成的综合平台（Platform）的基础上，以市场信号为第一驱动力，由少量精英人类员工创造并驾驭大量职能智能体（Functional Agent）进行网络状、自主式、近似标准化的人机协作，高效满足现有市场客户需求，并能持续拓展未来市场边界的组织模式。
穆胜博士的贡献在于将“智能体组织”从一个模糊的愿景，发展为一个具备清晰特征和内在逻辑的管理学理论框架，不仅强调组织重构必须先于技术应用，也将对AI技术的深度理解融入对组织的设计中，这为“管理”与“技术”两类人群理解AI时代的组织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南。或者说，他和其团队提供了一套从“是什么”到“怎么转”的完整管理语法，让“智能体组织”这个概念从“理念层”延伸到了“方法论”。
02 AI原生组织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不少企业选择了另一个甚至更加火爆的概念——AI原生组织。
客观来说，“AI原生组织”这个概念也没有一个单一的“发明者”，更像是一个在2025至2026年间，由企业界、咨询界、媒体和学术界共同推动、快速演化的产物。这个概念源自硅谷，一经引入就在中国迅速流行起来，经历了一个极其有爆发力的过程。
2025年11月6日，FT中文网专栏作家林薇在自己名为《AI-Native：硅谷正在定义的新企业范式》的文章中，引用了硅谷投资人Jeremiah Owyang的激进表述：“AI-Native企业的运作逻辑是：先找AI，找不到就自己造AI，最后才招人。”
实际上，他描述的这类企业，是在2024-2025年AI技术成熟期间成立的初生公司（Baby Company），这类新兴企业完全基于“AI-first”的理念而构建。在Jeremiah Owyang与其他机构合作的白皮书中，他甚至将 “AI Native” 描述为一种组织文化，即 “AI as the reason for existence”（AI是存在的理由）。经过林薇文章的推动，中国企业家迅速接受了这一新潮概念。
2025年11月13日，在当年的百度世界大会上，李彦宏也使用了这一概念。他提出了 “内化AI能力，打造原生AI组织” 这一方向，强调的重点是将AI能力内化为企业的一种“原生”能力，使其成为生产力，而非单纯的成本。
2026年4月，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周云杰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正式提出了“AI原生组织”这个中文名称，这是该特定表述在企业界被明确“喊出来”的一个关键节点。同年4月，陈春花教授与李智勇合著《AI原生组织》，概念开始系统化并破圈。同年9月，人大商学院与联想联合发布《AI原生组织转型指南》，提出了L1-L5的成熟度模型，是对已有概念的系统化和工具化。
当然，国外主流研究机构也有采用这一概念的。2026年6月，哈佛商学院的 Hyunjin Kim 和 Rembrand Koning 完成了的工作论文《AI-Native Firms》，基于Y Combinator和风险投资支持的初创企业数据，严格定义了“AI原生企业（而非AI原生组织，但可以视为同一概念的变体）”这一类别，并实证检验了它们的组织特征：人员规模比同行业非AI原生公司少约25%，层级更扁平（约半个职级），且人均价值创造更高。
总结上述不同观点，简单来说，可以把“AI原生组织”的概念进行归纳——它是基于AI建立的组织形态，在这种组织里，AI是生产底座，而非辅助工具，一旦关停则核心业务直接断裂。形象一点说，它更像是组织在做“AI+”，而非“+AI”。自然，考虑AI成为了人类以外的另一个主角，组织的流程、部门、岗位、会议协调形式会被重新设计，甚至考核激励等机制也会发生根本性改变。总之，这个概念更强调一种AI与人充分协同的终极理想状态。
03 中外企业的不同选择
在国内企业的话语体系中，“AI原生组织”的声量和采用率确实显著高于“智能体组织”，但这更像是一种策略性的概念选择，而非对两者本质差异的严格区分。归纳起来，AI原生组织的流行，有以下几大原因：
一是概念更“安全”，避开了“机器换人”的联想。
“智能体组织”的字面含义容易将焦点引向“由智能体构成的组织”，在当下舆论环境中，这会天然触发对“机器换人”的焦虑与抵触。而“AI原生”是一个更中性的技术演进叙事，它不预设组织的主体是硅基还是碳基，强调的是“以AI的方式重新设计一切”，人依然可能在这类组织里扮演重要角色。这给“人”留下希望，在内部沟通和对外传播时阻力更小。
二是叙事更宏大，契合“一把手工程”的战略定位。
“AI原生组织”被包装成关乎企业基因重塑的终极愿景，这对大量传统企业来说，更有波澜壮阔的感觉。试想，如果一个传统大厂在AI时代能够将自己“转基因”，变成“AI原生”的状态，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老板喜欢这类终极、宏大的叙事，而“智能体组织”则听起来过于落地，不够“战略级”，表达上也没有这么强的感染力。
三是框架更“兼容”，让企业在组织变革上可进可退、可自我解释。
“AI原生”提供了一个从L1到L5的阶梯式成熟度框架，企业可以宣称自己“正在迈向AI原生”，而不必立刻回答“决策权是否已交给AI”这个尖锐问题。相比之下，“智能体组织”在学术讨论中往往直接指向人机权责的实质性重构，落地门槛和问责压力更高。选择“AI原生组织”，企业获得了定义和解释自身进度的主动权；选择“智能体组织”，则更容易被外界用严格的组织变革标准来审视。其实，这不仅是企业老板的选择，也是组织变革执行者（如CHO）的选择，落到智能体组织层面，他们更有“被问责”的风险。选择“AI原生组织”的概念，更像是老板与变革执行者的“共谋”。
四是头部机构让话语权更加集中，形成了传播的强化循环。
“AI原生组织”这一术语得到了人大商学院、联想、海尔等学术与产业头部机构的联合背书，并通过《转型指南》、奖项评选、高峰论坛等形式持续输出。而“智能体组织”在国内则缺乏同等级别的组织化推广力量，直到现在才有百度这样的企业加入传播。先发的话语权优势，使得后来者在描述自身实践时，也更倾向于沿用“AI原生”这个已经广为人知的标签。
但有意思的是，和国内企业界更偏爱“AI原生组织”的叙事不同，在国外，“智能体组织/企业”是当前学术研究和商业实践中更具主导性的概念。
在国外，智能体组织的叙事由主流咨询公司和研究机构来完成。麦肯锡、德勤、贝恩、普华永道、Gartner均采用了智能体组织的核心框架，讨论智能体组织如何重塑运营模式与收入架构。即使在研究中“AI原生组织/企业”有被使用，也只是作为一个实证分析类别被使用，在严谨的学术文献中尚未出现国内那样集中的讨论热潮。在商业实践端，企业也普遍接受这样的叙事框架，并沿用若干方法论试图抵达智能体组织的状态，他们更习惯把概念拆成可交付、可测量的模块。可以说，在国外，由于咨询、研究和实践几方面都强调话语体系的“操作化”，所以智能体组织是绝对的主导性框架。
04 别喊口号，多做实事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企业尽管用“AI原生组织”作为战略旗帜或传播策略，但执行层仍大量使用智能体、流程再造、组织重塑、三台重构、激励创新等“智能体组织”的方法。国内企业面对的是内部动员、政策叙事、资本市场和员工焦虑，需要一个更中性、更宏大的标签，但他们同样亟需落地方法。
我们不能否认国内企业在使用“AI原生组织”进行宏大叙事的同时，也会在实践上逐渐深入。但这种叙事方式有可能对实践者形成误导，毕竟，概念的牵引，决定了最终的实践会去向何方。数年前，国内大型企业（非初生企业）几乎都热衷于“组织创新”“互联网+”以及相关的宏大概念，但最后却都不了了之。回到人机协同的领域，如果企业本身就不是“AI原生”的，却提出一个“AI原生组织”的终极状态，仅仅以AI智能体的使用量和覆盖面作为衡量标准，难免会形成拔苗助长、大干快上、以考代管的尴尬局面。与其如此，还不如说清楚每一步要改什么，把每一步都走踏实，而这正是穆胜咨询选择以“智能体组织”来叙事的原因所在。
我们不应该忽略，国内企业的驱动机制也扮演了关键角色。国内企业转型受政策与资本影响显著，“十五五”规划将AI上升为中长期战略，国务院专项行动设定了明确的渗透率目标。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动能快速动员资源，但也容易催生以“表态”和“展示”为导向的项目，让这些试验田进一步绕开组织变革的深水区，最终导致对“AI原生组织”的状态只能望而却步。对于央国企来说，这种陷阱尤其明显。
穆胜咨询合伙人、穆胜咨询研究院院长娄珺女士的一个观点值得引起警惕——国内企业的AI组织实践，目前普遍停留在“流程与岗位级的局部重构”，尚未出现“组织模式级的根本性变革”的公开可信案例。那些号称“AI原生组织”的企业，实际做的是在传统组织内部开辟若干“特区”，在特区里试行新的人机分工和决策方式，但特区之外，旧组织照常运转。用“AI原生组织”这个终局标签，去命名这些局部实验，本身就是一种概念上的“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