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我们的工作方式该如何改变？
《白领的消亡》文摘
序章 劳动力短缺危机再度来袭
约10年前就已显现的劳动力短缺现实
大约 10 年前（2014年6月），我在《为何日本经济复苏要靠地方经济——G与L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就已对日本日益严重的地方劳动力短缺问题发出警示。事实上，地方产业的“用工荒”现象在2010年前后便开始凸显，这不仅体现在统计数据上，也是地方县市及首都圈全行业一线从业者的共同感受。
当时，第二届安倍内阁虽认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将“地方创生”列为核心政策议程并投入巨额补贴，却始终未能取得预期成效。究其根源，这一系统性问题，源于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与承担人才培养使命的高校均未能完成结构性转型。
迫近的劳动力短缺社会与白领过剩危机
2023年3月，Recruit Works研究所发布了一项名为《未来预测2040：劳动力短缺社会将至》的报告，其中惊人的数据显示：到2040年，日本将面临1100万劳动力缺口。
2020—2040年，适龄劳动人口将减少1428万。这种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与持续微增的劳动力需求将导致供需缺口扩大至约1100万人。
该研究所的研究员古屋星斗在其著作《“1100万劳动力缺口”冲击》中警告：“日本社会或将无法维持基本民生所必需的劳动力供给。”虽然Recruit Works研究所的统计图表显示，截至2022年，日本全国劳动力市场表面上仍保持均衡，但这得益于东京圈持续吸纳年轻人，以维系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平衡。
正如我2013年所警示的，日本地方经济圈已经开始出现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
如今问题较10年前更趋严峻。正如本书第2章提到的，劳动力短缺引发的多重负面效应正在显现。若日本政府继续无所作为，不必等到2040年，未来5~10年日本就将陷入极其严峻的困境。值得注意的是，在劳动力短缺危机不断深化的10年间，新的矛盾已悄然浮现。
根据三菱综合研究所的测算，到2035年，日本劳动力供给市场的就业岗位将缩减约480万个。其主要原因在于数字化转型带来的自动化与效率提升，以及生成式AI（人工智能）的应用对简单重复性人工作业的替代。就业岗位缩减的影响将波及在地方经济中从事销售与服务工作的人员。不过，从另一视角看，上述影响将有助于解决前文指出的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
真正遭受严峻冲击的，是全球化经济中的白领阶层。他们将很可能失去工作，陷入无处就业的困境。
三菱综合研究所的同一测算显示，预计到2035年，日本国内的白领（事务性人员）将出现180万人的过剩。实际上，这一趋势已经开始，并且正在加速发展。未来，全球经济圈中的大部分白领（都市写字楼里面对计算机办公的商务人士）的工作或将变得不再必要。
因此，若参与全球竞争的企业持续保留冗员，将面临沉重的人力成本负担。或者，为保留冗员而延迟推进数字化转型，也将导致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竞争力下降，盈利能力陷入瓶颈。
如此一来，日本将在全球化经济的激烈竞争中节节败退，国家实力持续衰退。
今后，日本企业恐怕将无法像过去那样持续保留冗员。事实上，即使当前并非处于经济衰退期，部分龙头企业仍在持续对40岁以上的中高龄员工实施裁员。
尽管劳动力短缺问题日益严峻，地方经济的工资增长曲线依然平缓，近乎停滞，人们恐怕将难以承受物价急剧攀升的压力。
照此发展，日本的社会经济很可能陷入因物价高涨导致消费停滞的“通胀型衰退”，即滞胀状态。对占日本经济总量70%~80%的地方经济圈的居民而言，他们将面临不可逆转的生活水平持续下滑的状况。
唯一的出路在于大幅提升附加价值劳动生产率
传统上，全球经济圈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都远高于地方经济圈，粗略估算二者的平均差距，前者约为后者的2倍——这也直接反映在白领正式员工与非正式一线劳动者的薪资差异上。据东京大学星岳雄教授分析，日本在“失落的三十年”期间，工资增长停滞的最大原因在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转变，即从正式雇佣的全职劳动者转向仅需支付一半时薪的非正式雇佣的兼职劳动者。
如果将生产率差距视为既定事实，并据此制定相关政策，那么为了提升国民收入，政府往往会倾向于推动全球经济圈的规模再扩大和白领正式雇员数量的增加，即所谓的“中产阶级复兴论”。
事实上，日本政府多年来一直为此推行各种政策，但正如我在《为何日本经济复苏要靠地方经济——G与L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指出的，劳动力向地方转移具有结构性的必然性，而“中产阶级复兴论”并未取得显著成效。事实上，此后就业向地方转移的压力持续增强。此外，正如后文将详细论述的，作为全球经济圈主力的传统白领模式正在走向衰退。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盲目固守原有的经济结构和思维方式，执着于虚幻的中产阶级发展模式，现实中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将持续停滞，社会运转艰难维持，人口减少之势难以遏制，整体国力也会不断衰退。日本作为资源匮乏的岛国，民生可持续发展危机也将逐步加剧。如今显现的这种滞胀态势，正是这类结构性问题的外在表征。
那么，日本该如何应对？
整体来看，日本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困境。细分来看却呈现两极格局：全球经济圈劳动力过剩与地方经济圈劳动力不足。要化解这种两极分化的结构性失衡，在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增长和实际工资上涨，唯一出路是提高附加价值劳动生产率，尤其要持续提高就业占比持续扩大的地方经济圈生产率。根据2022年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对比数据，日本单位时间的劳动生产率为每小时52.3美元，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38个成员国中排名第30位，仅为榜首国家爱尔兰的1/3左右。虽然这个名义数值受汇率影响，但2022年平均汇率约为1美元兑130日元，既不算高也不算低，因此无法否认日本单位时间的劳动生产率处于低水平的事实。我们必须以顶尖水平为目标，全力提升单位时间的劳动生产率。
附加价值劳动生产率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附加价值劳动生产率=总附加价值/总劳动时间
从公式可见，要提高附加价值劳动生产率，要么增加作为分子项的总附加价值（提高销售额或降低外部购入费用），要么减少作为分母项的总劳动时间。
“失去的三十年”：日本社会选择就业优先的代价
日本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曾经位居世界前列，为何其劳动生产率会衰退至此？
提高附加价值劳动生产率的捷径是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能替代企业的传统管理流程，其不仅能减少总劳动时间，还能降低部分外部费用。
然而，日本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却十分缓慢。
其中固然有经营者能力不足的原因，但企业普遍人员过剩，如果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人员过剩问题可能更加严重。无论经营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这一事实都使得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上踌躇不前。从这个意义上说，还是经营者缺乏克服这一问题的胆识和决断力。毕竟也有像日立这样成功解决了这一问题的企业。
另一个原因是日本社会长期存在的深层结构性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崩溃后，在“失去的三十年”的停滞期里，日本社会普遍存在劳动力过剩的情况。特别是21世纪前20年间，日本明显存在劳动力过剩问题。
究其背后根源，是日本彼时正处于“人口双峰”期。1947—1949年出生的约806万“团块世代”在这20年间正从中年步入退休年龄。再加上1971—1974年出生的“团块次代”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进入劳动年龄。因此，在这一时期，这两个人口高峰世代集中在劳动年龄人口之中。
日本社会必须消化这个“人口双峰”，但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变得越发突出。同时，参与全球竞争的日本企业未能跟上世界产业结构快速转型的步伐，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双重打击下苦战，以致不得不通过裁员维持经营。
以跨国企业为主，日本企业接连裁员，同时大幅缩减招聘规模以缓解自身人员过剩的压力。地方产业则成为吸纳失业人员的缓冲器。大量劳动力流向地方产业的非正式岗位或进入地方的中小企业。
当时，陷入困境的全球性企业大多试图通过自身擅长的降低成本策略在全球竞争中求生。如果企业大规模裁员并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海外，失业问题会更加严重。因此，为了保护现有的正式员工，企业只能一边控制新聘员工的数量和工资水平，一边渐进式地调整。也就是说，企业选择了通过低价策略勉强维持业务、在人员过剩状态下继续经营的低附加价值劳动生产率战略。多数参与全球竞争的日本企业都采取了暂缓薪资上调、优先保持稳定的雇佣规模的策略。
劳资双方达成共识，优先保护就业而非提高薪资。这正是日本在“失去的三十年”中，国内劳动者薪资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
通缩型稳定带来的“停滞型稳定”时代
与此同时，作为就业承接缓冲带的地方产业的情况也不尽相同。非正式就业和中小企业都面临同样的困境：提高附加价值劳动生产率就会减弱吸纳就业的能力。因此，地方产业的中小企业为了社会的整体和谐，接受了低劳动生产率。政府也通过各种方式延长低效企业的寿命，并为其提供支持。
人们接受低工资工作，选择通过降低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来勉强保住工作，而非追求利润。如果降低产品和服务的价格，除非积极削减外部购入费用，否则其总附加价值就会下降。企业在不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前提下接受总附加价值的下降，本应减少总劳动时间，但若不裁员就只能降薪。然而，企业采用直接降薪，或通过非正式化雇佣、延长工作时间、压低单位时间工资等手段实现降薪，其结果便是各种黑心商业模式大行其道。
就此，全球经济圈和地方经济圈的附加价值劳动生产率双双下降，于是工资（附加价值劳动生产率×劳动收入份额）停滞导致消费疲软，进而引发产品和服务价格下降，由此陷入恶性循环。这是典型的通缩周期。日本社会在“失去的三十年”期间就是通过容忍这种恶性循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通过维持现状的低增长，延续了昭和时代以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为前提的经营与社会模式下的稳定。
不过，这也带来了相应的回报：虽然工资减少，但物价也在下降，因此社会没有整体陷入极度贫困。当然，相对贫困问题是在逐步加剧的，但即使在工资增长处于长期停滞、经济持续低迷的社会环境下，基本的社会安全与稳定仍得以维系。社会并未沦落到道德崩坏、贫民窟扩大、街头暴力泛滥的破败境地。事实上，日本恶性犯罪减少，外国游客常感叹“日本是多么安全，可以轻松地在街上散步”。这正是日本社会选择“停滞求稳”，用三十年经济停滞换来的结果。在收入和税收均无法增长、生育率下降与人口老龄化加剧的情况下，政府想要维持普通家庭的经济稳定，必然导致财政恶化。当前极其严峻的财政状况也是选择“停滞型稳定”的代价。
如果日本社会为了避免“失去的三十年”的经济停滞而选择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以更为剧烈和积极的方式，推动产业、企业、业态和人才的新陈代谢。这当然会产生各种摩擦，很多人将难以适应剧烈的变革与转型，即使这些变化只是暂时的，他们也可能成为失业者，被迫重新规划职业生涯，或因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而沉入底层。因此，日本社会为了避免出现这些问题而选择牺牲经济增长。
2001年4月至2006年9月，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日本经济曾有过从停滞模式转向增长模式的契机。我本人作为产业再生机构a的实务负责人也推动了这一进程。但日本社会似乎本能地察觉到难以承受这种转变，“改革过头”的批评声四起，因此，经济再次回到停滞模式。日本实行民主制度，国民做出的选择，最终只能由全体国民自行承担后果。
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等冲击接连袭来，“稳定第一”的模式得以在日本延续。日本国民必须认识到，社会环境难以推动富有活力的附加价值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这正是日本“失去的三十年”背后的深层原因。
从“通缩型稳定”转向“通胀型均衡”的可能性
现在，日本社会必须摆脱之前长期选择的“通缩型稳定”模式了。
其中一个原因是“安倍经济学”的效果。长期的货币宽松政策使日元走弱，日元贬值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持续加大。此外，世界局势不稳定推高能源成本，外部输入性通胀压力也不断加剧。如果没有新冠疫情的冲击，日本很可能在2020年前后就步入通胀阶段。
另一个原因是本书开头提到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劳动力不足会通过市场压力推高工资，使得工资通缩的基础条件彻底消失。工资上涨就会打破前述通缩的恶性循环，使通缩型稳定失去均衡状态。
如前文所述，这种劳动力短缺，从21世纪10年代前半期便急剧发展。同时，在《为何日本经济复苏要靠地方经济——G与L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出版时，非正式就业的增长就开始停止。现在，只要劳动者本人不主动选择非正式岗位，绝大多数人都能获得正式岗位。
造成这一变化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团块世代”的大规模退休潮。1947年出生的首批“团块世代”在2012年达到65岁退休年龄，正式退出社会生产一线。至此，日本人口结构中的“人口双峰”失去了“第一峰”。
劳动力总需求受总人口数量的影响。虽然人口在缓慢减少，但尚未大幅拉低劳动力总需求。与之相反，医疗护理等社会福利服务和运输物流等必要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呈增加趋势。加之近来日本入境游客增加，旅游产业劳动力需求也在增长，劳动力总需求并未减少。
另一因素是，受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劳动年龄人口会持续减少。日本形成高龄者多、劳动年龄人口少的倒金字塔结构，成为劳动力供给持续不足的社会。除非总和生育率持续超过2且维持30年以上，直至这一批新生人口成为劳动年龄人口的主力，否则无法恢复标准金字塔结构。
即使政府应对生育率下降问题的对策取得成效，日本人的家庭观随之发生巨变，使总和生育率在某个时期达到2，也不知标准金字塔结构何时会实现。如此一来，Recruit Works研究所预测的未来日本将面临“1100万劳动力缺口”必将成为现实，甚至在未来20~30年内即出现。如今日本各行业已经显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不是新冠疫情后的暂时现象，而是结构性的问题，并且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问题将越发严重。
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才只是个开始。
2012年以来的长期趋势显示，日本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3%以下，即处于充分就业水平。这意味着基本上只有自愿失业者。因此，像劳动力过剩时期那样维持低工资的做法已行不通。劳动力短缺还将引发人才争夺战，按照市场规律，工资势必开始上涨，因此经济将从过去的“通缩型均衡”逐渐转向新的“通胀型均衡”。
此前“降低产品价格—工资下降—物价下降”的循环，曾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通缩型均衡。经济虽缺乏增长活力，但民众尚可维持生计，社会也未陷入衰败。但如今，通胀导致物价上涨，若工资无法同步上涨，普通人将难以维持生活。
工资上涨会促使企业提高产品价格来覆盖人力成本，所以物价随之上涨。而物价上涨又会倒逼工资进一步上涨，如此循环。由此，从工资和物价持续下降的通缩型均衡，不得不转向工资和物价双双上涨的通胀型均衡。
日本社会能否应对这个重大转折？
低生产率中蕴含的增长可能——摆脱“停滞型不幸”
这个重大转折将使许多事情发生180度转变。
在这种通胀模式下，劳动力短缺并不算糟糕。因为如果此时存在过剩的劳动力，物价上涨速度就很可能快于工资上涨速度。若劳动力过剩，就会让经济完全陷入滞胀。欧洲现在正处于这种糟糕的状态，以移民群体为主的人群失业率居高不下，并由此引发政局动荡。但从日本整体来看，以地方产业为主，普遍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看似要陷入滞胀，而实际却没有，这正是因为日本处于劳动力供给受限的社会。如果现在采取措施，就不会陷入欧洲那样的境地。
无论如何，若不将现行的会员型雇佣体系a转型为岗位型与技能导向型的雇佣模式，日本企业将无法为员工提供具有足够竞争力的薪资，也难以吸引到优秀人才。换言之，必须建立由市场定价决定的薪酬机制。
此前，日本的劳动力市场高度依赖企业内部用工体系。外部人才市场长期存在隐性行业默契——互不挖角。例如，电器企业员工跳槽至其他电器企业、汽车企业员工转投其他车企，在过去都是行业大忌。通过把人才封闭在企业内部来维持会员型雇佣体系，企业才能平稳进行人事调配。
但支撑这一体系的前提已经崩塌，现在这一系统亟须进行重大转型。需要重申的是，若想挽救日本经济，将其从滞胀危机中拯救出来，并且恢复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唯一途径就是提高附加价值劳动生产率。
在构建工资上涨与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循环中，关键在于完善外部劳动力市场，促进企业、产业和人才的新陈代谢。此外，还需推动所有旨在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创新举措，实施制度改革和监管改革，使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新商业模式和新技术更容易得到应用。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当劳动力从被淘汰的低生产率的产业和企业向高生产率领域转移时，在劳动力短缺的市场压力的助推下，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必然会上升。
但是，这一方式存在巨大阻碍。借用我已故的恩师青木昌彦先生（全球比较制度理论权威、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斯坦福大学教授）的话说，就是“路径依赖的陷阱”。
日本在昭和时代经济高速增长的30年中，经济和人口均持续上升，而在平成时代的30年中，为了防止因大规模失业导致社会崩溃，日本政府和企业一直将维持既有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用工体系作为最优先课题。由此形成的经营方式、劳工运动形态、劳动法、社会保障制度和税制延续至今。
长达60年的思维定式已深深烙印于“产官学劳”（产业界、政府、学术界、劳动者）乃至媒体界，在现实急剧转变的当下，各方都苦于难以跟上变化。按照旧有框架，企业破产或停业往往被视为负面事件，因为这会导致员工失业。同样，并购重组也常被看作弊大于利——收购方借机裁员减岗，或强加严苛的劳动条件，使员工遭受职场欺凌，工作处境恶化。而劳动者转职并非出于自愿，通常会面临薪资缩水、工作环境变差等困境，许多正式员工更因此沦为非正式雇员——这便是旧有的叙事逻辑。
但在企业重组现场、并购前线、转职市场，实际情况已发生重大转变。今后，时代的天平将不可逆转地倾斜。若以具有60年历史惯性的旧思维和旧制度阻碍这一发展进程，真正陷入贫困和不幸的将是劳动者自己。必须避免从“停滞型稳定”滑向“停滞型普遍贫困”“停滞型不幸”的时代。
不仅如此，若能彻底转变支撑“停滞型稳定”的制度和传统做法，摆脱路径依赖陷阱，充分释放日本民众和社会的潜在能量，那么长期被低生产率压缩的增长空间将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要避免“停滞型不幸”，开创一个充满“动态增长”与“活力繁荣”的新时代，无论在思维层面还是制度层面，我们都需要一场哥白尼式的深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