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稽、上计、比部：三千年审计制度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原中国电信员工实名举报高管套取3800万财政资金”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第一。尽管中国电信10月6日回应称，其举报内容已于2024年内部核查，“与事实不符”，无数网友仍希望蹲守结果。公众之所以共情，是因为这件事击中了三个痛点：财政资金安全、央企内部监督、吹哨人保护。而审计从业者看到的，是另一重隐痛——当内部审计这道防线失守，最终只能以全网舆情加纪检监察介入的更高代价来倒逼。
事实上，这场关于“钱、权、监督”的博弈，在中国大地上已经上演了数千年。从大禹会集诸侯考核功绩的“会稽”，到唐代比部“勾会内外赋敛”，再到今天被称为经济监督“特种部队”的国家审计——变的是技术工具，不变的是对公共资金负责、对权力制衡的初心。这段历史就是中国经济治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篇文章我们讨论四个问题：
第一，中国的审计制度，从古代到近现代，是如何演变的？
第二，政权治理和更替与审计制度的关系是什么？
第三，在历史长河中，有哪些脍炙人口的审计故事？
第四，源远流长的审计制度对中国当代的影响是什么？
图1：南宋马麟绘《夏禹王像》。大禹会集诸侯、考核功绩的“会稽”之地，被视为中国审计思想的萌芽。
一、审计制度变迁
中国古代审计的源头，往往被追溯到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地名——“会稽”。据《史记·夏本纪》记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意思就是大禹在江南会集诸侯，考核功绩后葬于此处，地名“会稽”便含有会集考核之意，此处“会稽”的主要对象是“贡赋”。这被视为中国审计思想的萌芽。
商代崇尚祭祀和占卜，甲骨刻辞中多处出现有检查、视察意思的“省”字，而省的内容包括牛、鱼、田、廪、黍等，这些记载被视为商代审计活动的痕迹。
到了西周，国家审计有了明确的标志——“宰夫”一职出现，负责稽察和审计工作。据《周礼》记载，宰夫“掌治法，以考百官府、群都、县、鄙之治，乘其财用之出入。凡失财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诏冢宰而诛之。其足用长财善物者，赏之……”除宰夫外，大宰、小宰、司会等官职都需不同程度地履行审计监督的职能。
西周统治者为缓和社会矛盾，巩固王室的统治地位，由周穆王命大臣吕侯制定刑法，以“明德慎罚”思想禁束百官，强化政治考核和经济监督的力度。吕侯所作的《吕刑》是我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刑法专论。书中指出当时司法活动中的“五过”现象，即“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惟官，指官官相护，不公正执法；惟反，指乘办案之机报恩或报怨；惟内，指办案人员偏袒内亲；惟货，指办案人员勒索财物；惟来，指受人请托、徇私枉法。《吕刑》对以上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的行为要求“其罪惟均”，即与犯罪者一样惩处。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记录了上计审计制度的兴与衰。随着分封制向中央集权郡县制转变，适应中央集权的“上计”制度应运而生。尽管各国的官制不尽相同，但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批官吏协助国君参与上计，如内相、内史、御史。作为百官之长的相，其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协助国君监察国家财政事务和考核百官。
上计审计分三步走：
第一步，制定押券。岁前，各地、各部的主要官吏将下一年的预算数目写在木券上送呈国君，国君将木券一分为二，臣执左券行事，王执右券备用。
第二步，呈报计书。岁末，各地、各部的主要官吏向国君汇报一年内的工作情况。
第三步，国君听计。国君根据右券对计书进行审核，并据此对官吏作出任免、升降、赏罚的决定。对有疑惑的计书，国君会派员实地视察。
秦汉时期，上计制度广为推广并发展成熟。从秦代开始，御史监察审计制度确立，沿用至清末达两千余年。汉代不仅专设了“计相”一职，由精通算术的张苍担任，还颁布了与审计关系密切的专门法规《上计律》。汉武帝刘彻重视监督的作用，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以皇帝身份主持过四次受计仪式。他还新设丞相司直这个岗位，主要职责是协助丞相发现和纠举百官的不法行为。然而，到了东汉后期，由于外戚宦官专权、官僚机构腐朽，上计制度日渐衰落，审计职能也随之弱化。
魏晋至隋唐时期，“比部”崛起并达巅峰。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政权开始设置“比部”，虽其隶属关系在吏部、户部、刑部之间摇摆，但已部分履行审计职能。到了唐代，比部隶属于刑部，专职审计工作并发展到顶峰。唐代比部“掌勾会内外赋敛、经费、俸禄……及军资、械器”，京师仓库三月一比，诸州岁终总勾，审计范围极广。但“安史之乱”后，中央集权被削弱，比部职能逐渐萎缩，只能审计部分留州税收，不再拥有全国财政审计权。
宋至明清时期，审计机构逐渐虚化并转型。南宋改“诸军诸司专勾司”为“审计司”（后称审计院），从此“审计”一词正式成为财政财务监督的专用名词。但元、明、清三代基本未设专门的审计机构，审计职能多并入御史监察系统，处于中衰时期。
辛亥革命后，近代审计制度开始萌芽。1912年北洋政府设立“审计处”，1914年改设“审计院”并颁布《审计法》。国民政府时期，审计部隶属监察院，审计法规的完备程度达到空前。然而，由于缺乏稳定的政治基础和宪政支持，审计制度常沦为党派纷争的工具。例如，在民国初期的“江苏八厘公债案”中，审计处虽查出了江苏省公署在债票抵押中的账目问题，但最终因政治干预而陷入边缘化。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审计机构更是“有名无实”，甚至出现江西省审计处主任借监标之机索贿、广东省公务员冲击审计处等闹剧。
1927年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审计制度成为巩固红色政权的重要工具。1934年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以会计检查取代审计。直到1982年《宪法》确立审计监督制度，1983年审计署成立，中国现代审计才步入正轨。2018年，中央审计委员会组建，标志着审计管理体制发生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构建了“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
二、审计与中央政府的治理能力
审计制度的强弱兴衰，与政权治理能力、中央集权程度呈高度正相关。从唐代比部到宋代审计司，从明代科道到苏维埃公开审计，再到今天的中央审计委员会——三千年走下来，一个逻辑越来越清晰：审计的独立性，不靠清官的操守，而靠制度设计。权力需要制衡，监督需要独立，这是所有政权长治久安的共同密码。
唐代前期，比部之所以能“勾会内外”，是因为有强大的中央集权和完备的律法支撑。但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财政多元化，比部失去了审计基础，权限大幅缩水。这印证了审计的独立性依赖于政治的集中统一。
宋代则做了一次更大胆的尝试——把审计从财政系统里“剥离”出来。
北宋初年，天下财计归盐铁、度支、户部“三司”，三司之下各设“勾院”，负责勾稽天下出纳账籍。换句话说，管钱的和查账的在同一个院子里办公——这叫“财审合一”。到了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神宗推行的元丰官制改革波及审计领域：朝廷恢复和发展了刑部比部的职能，把财政终审权放到司法系统之下，实行“财审分离”的外部审计体制。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为避宋高宗赵构的名讳，诸军诸司“专勾司”改名为“审计司”（亦称审计院），成为我国审计史上第一个以“审计”命名的专职机构。
宋代审计也有其致命伤。三司时期审计机构“随财计主管官吏的意志而置废”，缺乏稳定性；据《宋史》记载，熙宁五年（1072年）曾布组建提举账司清理积压账籍，“首尾七八年，所设官吏仅六百人，费钱三十九万缗，而勾磨出失陷钱止万缗”（此句中“仅”读jìn，意为将近）——投入产出严重失衡。
元代建立之初官制沿用汉法，中央设中书省总政务、枢密院掌军事、御史台司监察。表面上看，审计监督权由御史台、行御史台、左司、六部等多个部门分担，似乎“多头把关”；但实际上，这种分散恰恰意味着没有哪个部门真正对审计负全责。地方上虽设行御史台统领地方审计，但审计已不再是独立的制度性力量，而是监察权的附庸。中国审计制度在宋代大胆尝试后，至元代明显衰落——这段历史提醒我们：审计权一旦被拆得太碎，监督就会变成“人人有责、人人无责”。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底层，深知元末吏治败坏是亡国根源。他上台后着力重构监察体系：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而此前洪武六年（1373年）已独立设置“六科给事中”，形成都察院与六科并立、互不统属、相互制约的“科道双轨”格局。
这个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分权。都察院侧重纠察全国官员，十三道监察御史重点监察地方；六科给事中则对口监察中央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其中户科给事中负责“磨算注销”户部的田赋、漕粮、盐课、官俸军饷等各项收支，工科给事中负责审核工部工程营造费用。更绝的是，六科给事中不从六部领工资，而是由通政司发放，工作午餐由光禄寺提供——朱元璋连“谁来发工资”都想到了，就是怕审计人被监督对象“养熟”。
独立性缺失是明代审计的结构性缺陷。明初罢除“比部”后，再未设立独立审计机构，户部既管财政收支又负责财政监察，虽然都察院和六科对户部有审计监察权，户部反过来也对都察院有财务审计权，看似相互牵制，实则两头都不彻底。海瑞曾巡抚应天十府，巡视仓库、查算钱粮，是明代监察官员中的清官典范——但这样的人物毕竟是少数，制度本身的先天不足难以靠个人道德弥补。
到了清代雍正元年（1723年），前朝的“双轨”合成了“单轨”，并入都察院，形成“科道合一”体制。表面上看，似乎削弱了制衡；实际上，清代在监察立法的法典化上下了功夫——乾隆至光绪年间编修的《钦定台规》，是中国古代最完备的一部监察法典，对都察院、六科、十五道监察御史的职责、权限、程序都作了详尽规定。
清代都察院下设十五道监察御史（清末增至二十道）、六科给事中、五城兵马司等机构，把全国政府、军队、司法、文教、财政全部置于监察网络之下。科道官员“上可谏君，下可参臣”，享有极高的政治地位——即使弹劾失实，也不获罪。这种“言者无罪”的设计，本意是鼓励监察官员直言敢谏。但问题在于：最高监察权仍操于皇帝一人之手，“生杀予夺，操之自上”，都察院说到底只是皇权的工具。没有独立的制度保障，再严密的监察网也只是悬在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非约束权力的制度笼子。
到了国民党统治后期，全面内战爆发，政权摇摇欲坠。审计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索贿成风，甚至发生暴力袭击审计处的事件。当政权失去公信力时，审计制度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三、“铁算盘”与“铁包公”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乏敢于碰硬、坚守经济监督底线的“硬骨头”。他们的故事，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1. 张苍：西汉的“首席计相”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北平侯张苍被任命为“计相”，后改称“主计”。他原本是秦代的“柱下御史”，精通图书计籍和算术律历。萧何任相国时，特意让张苍以列侯身份居相府，统领各郡国的上计事务。张苍堪称中国古代第一位具有深厚专业背景的“总审计长”。
图2：西汉丞相张苍画像。他精通算术律历，被萧何委以统领各郡国上计事务，堪称中国古代第一位具有深厚专业背景的“总审计长”。
2. 包拯：北宋的“审计斗士”
提到包拯，大家想到的是开封府尹，但他也是一位杰出的审计官员。据《中国审计史》记载，包拯在二十余年的仕途中多次任监察和财政职务，查办了大量涉及财政经济的大案要案。他曾六次弹劾宋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因为张尧佐身居管钱管物的肥缺却骄奢淫逸。在一次弹劾中，由于情绪激动，包拯“唾溅帝面”，最后终于使仁宗皇帝罢免张尧佐要职。他还曾两弹宰相宋庠、七弹酷吏王逵，展现了审计人“硬碰硬”的职业精神。
图3：宋代包拯画像。他在二十余年仕途中查办大量财政经济大案，六次弹劾宋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人称“审计斗士”。
3. 阮啸仙：红色审计的“铁算盘”
在红色审计史上，阮啸仙是不得不提的人物。1928年，他当选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1934年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审计委员会主任，成为中央苏区第一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他被誉为肃贪战线的一把“铁算盘”和受群众欢迎的“铁包公”。在他的主持下，审计委员会为统一财政、保障战争供给、促进反腐倡廉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4：阮啸仙纪念像。中央苏区第一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被誉为肃贪战线的一把“铁算盘”。
4. 彭雪枫与谢觉哉：军政一体的审计观
新四军将领彭雪枫在报告中专门讲到建立审计制度，提出“统一军政党经费收支之审查”，实行预决算制度以消灭贪污浪费。而谢觉哉在延安担任审计委员会主席时，面对亲友“走后门”的请求，他回信说自己做的是新社会的“勤务兵”，坚决不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种廉洁自律的作风，正是审计人员最宝贵的品质。
图5：彭雪枫半身水墨画像。他主张建立审计制度，统一军政党经费收支审查。
图6：谢觉哉水墨肖像。任延安审计委员会主席时，坚持不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四、古代审计的制度遗产
站在管理会计和现代审计的视角，古代与近代的审计实践在思想上、制度上、技术上和文化上都为今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周礼》中宰夫“掌治法以考百官府”的理念，确立了审计必须依据法规进行的原则。到了唐代，比部审计不仅有《比部格》《比部式》等专门法规，还将审计纳入司法程序，强调“违法必究”。这种“明法审数”的传统，直接影响了当代《审计法》的立法精神。1994年《审计法》颁布，确立了依法审计、独立审计等原则，正是古代法治审计思想的现代升华。
古代审计最大的痛点，往往是独立性缺失。无论是秦汉上计受丞相干预，还是明清审计附属于监察，都难以摆脱行政权力的掣肘。近代民国审计试图效仿西方建立独立审计院，却因政局动荡而失败。当代审计则通过宪法确立、设立中央审计委员会等方式，从制度上大大增强了审计的独立性，确保审计机关依法独立行使监督权。
唐代比部已有类似今天“账账、账证、账实相符”的核查思路，与现代审计的“充分适当证据”要求一脉相承。宋代审计院“考其所出，稽其所入”的效能监督理念，也奠定了绩效审计的雏形。如今，这些传统技术正与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化手段结合，审计人员可以从海量数据中筛查疑点，实现从“账本审计”到“数据审计”的跨越。
审计自古就是反腐治乱的利剑。包拯的“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阮啸仙的“铁算盘”，都体现了审计文化中的斗争精神。在新时代，审计被赋予了“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独特作用。通过揭示问题、督促整改，审计正在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
从西周宰夫算起，中国审计走过了三千多年的漫漫长路。审计不仅是数字的游戏，更是权力制衡、治理的艺术。对于历史爱好者，这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制度演变史；对于审计从业人员，这是一份职业文脉与师承；对于会计专业学生，有太多关于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与公司治理的生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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