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C掌门人Garry Tan最新专访：2003年我错过Palantir，22年后我总结出创始人的新规则

他22岁时拒绝了彼得·蒂尔，因为“我可能今年就能在微软升到60级”。

这个决定让他错失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机会——Palantir的早期股权。如今，作为YC（Y Combinator）的总裁，Garry Tan把这段经历当作最宝贵的教材，反复讲给新一代创始人听。

在最近一期访谈中，这位硅谷最有权势的孵化器掌门人敞开心扉：从2003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求职困境，到对“角色扮演”文化的痛批，再到AI时代创始人的新生存法则。

一、2003年：科技行业“死了”，他去了微软

2003年，纳斯达克刚刚崩盘，硅谷一片萧条。

“实际上我在湾区根本找不到工作，”Tan回忆道，“除了去Gap上班。”他的两个offer都来自西雅图——微软的Windows Mobile团队和Expedia。

他选了微软，因为“觉得移动设备会是下一个热点”。但这是一个让他至今后悔的决定——当时他其实已经积累了5年的web编程经验，本可以留在硅谷参与即将爆发的社交网络浪潮。

“马克·扎克伯格大概在2003年做Facemash，Facebook还没诞生。而我却在这个节骨眼上离开了web编程，”Tan说，“我完全是在错误的时间做了错误的事。”

他给自己的教训起了个名字：不要“角色扮演”（Don't LARP）。

“我当时22岁，被《华尔街日报》上读到的内容左右摇摆，”他说。人们总是问他“现在什么最热？我该做什么？”——这是错误的问题。正确的问题是：“你对什么有独特的兴趣？你比别人多知道什么？”

“如果你在某个领域比别人多5年经验，你完全可以绕过所有人。”

二、一个70万美元的错误（实际上是几十亿）

更痛的教训还在后面。

Tan的斯坦福兄弟会朋友乔·朗斯代尔和斯蒂芬·科恩在彼得·蒂尔的对冲基金实习。蒂尔有个习惯：当你创业时，把需要招募的最聪明的人写在纸上。他们写下了Tan的名字。

蒂尔请他吃饭，递给他一张7万美元的支票——相当于他在微软一年的薪水——说：“我确信这是你该做的事。”

Tan说：“谢谢您，蒂尔先生，但我今年可能在微软升到60级。”

他确实升到了60级。但Palantir后来估值数百亿美元。

“这大概是20亿到40亿美元的错误，”Tan苦笑道，“而且它和之前是一样的错误——我又一次根据‘地图’做决策，而不是观察‘地形’。”

所谓“观察地形”，是指去接触真实的一手信息。而“看地图”，是听别人说哪里热、哪里冷。“乔和斯特凡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之一，如果连他们都不值得合作，那还有谁？可我当时只在乎什么更酷、什么能让好投资者说‘嗯’。”

三、YC的本质：把外来者变成内行

从Palantir的经历中，Tan学到了一个核心认知：“我生活中所有很棒的东西，都像某种‘邪教’——始于某种与正统观念相悖的真相或信念，而且非常朋克。”

这也是YC的灵魂。

“保罗·格雷厄姆和杰西卡·利文斯顿发现，有大量非常聪明的人无法进入硅谷，”Tan说。“过去你必须上好学校、认识对的人、参加对的活动。YC做的事很简单：一个网站、12个问题、后来加了个1分钟视频。另一端是一群真正在乎你想法和执行力的人。”

他称之为“科技界的‘长子权’”——每年YC的创业学校吸引7000人来到旧金山，其中大多数人第一次来湾区。

“在硅谷，你从哪里来、你是谁，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想法，以及你能不能执行。”

四、创始人新规则：代码不再稀缺

Tan直言：过去两年，创业的游戏规则已经彻底变了。

“纯SaaS——那种按席位收费的模式——我不确定5到10年后是否还会存在。它作为‘楔子’没问题，但如果你2026年还在做纯SaaS，最好祈祷它能通向某种数据护城河或网络效应。”

核心变化是什么？代码不再宝贵。

“过去，为了让产品上线，你得经历重重磨难——写产品规格、找工程师、做QA。那让你觉得‘我正在做的事很重要’。但今天，/qa一下，就完成了。我们有单元测试，90%的测试覆盖率。”

他描述了一种全新的工作方式：“一个markdown文件就是一个员工。而且这个员工每次都会完美完成任务，想执行多少次就执行多少次。”

五、活在2028年：用“token最大化”获得超级智能

Tan分享了他自己的实践：通过OpenClaw等开源工具，他让自己的AI代理“几乎可以在每个请求上达到150的智商”。

“这需要你允许自己‘token最大化’，”他说。“一个创始人或CEO，一年花5万到10万美元在代理上完全合理。因为它让你今天就活在2028年。”

有了这种能力，一个创始人的效率可以放大400倍。“一个35岁、45岁的创始人，见过世面，做过很多公司，突然之间他身边有400个‘自己’——他可以超越任何一家‘七巨头’的整个部门。”

关键在于：每一次你完成一项复杂的任务，把它变成markdown文件+代码+测试，放进定时任务里。下次它就会自动运行。如果出错，就是一次bug修复，然后永远正确。

“把业务中需要的每一个流程，完美地做一次。第一次一定很糟糕，需要很多迭代，但最终你就拥有了一个可以无限复制的数字员工。”

六、冲突、管理与人性的“7±2”

Tan认为，大多数企业失败不是因为产品不好，而是因为管理崩溃——业务规模超过了任何一个人大脑能装下的容量。

“人类在任何时候只能记住7±2件事，”他说。“但有了代理，你可以把大约三本《哈利·波特》的内容装在脑子里。”

他举了Brex创始人Pedro的例子。Pedro用OpenClaw搭建了一层开源工具（叫Craptrack），让代理监控所有网络流量和OpenClaw的行为，从而放心地在受监管的金融科技公司里使用AI代理。

更重要的是：Pedro让代理查看所有直接下属的会议记录，可以观察到“向下两个层级”的冲突和问题。当他走进一个会议时，已经掌握了那个合规团队过去三周的完整上下文，然后可以当场说：“你说得对，按你的方式做。”然后离开。

“这太厉害了，”Tan说。“你知道这是企业失败的常见原因吗？——无法追踪组织内部的冲突。而现在你可以获得对组织的‘透视能力’。”

七、“白色药丸”：社会变化比技术慢，那是好事

当被问及AI带来的焦虑——白领失业、永久性底层阶级——Tan的反应出乎意料地乐观。

“这些东西实际的变化速度会比你想象的要慢得多。社会比你想的慢，政府比你想的慢，世界上每一家公司都比你想的慢。”

他称之为“白色药丸”——不是粉色药丸（虚假乐观），也不是黑色药丸（彻底绝望），而是承认事物复杂但依然选择行动。

“硅谷大多数人都说‘我要颠覆它们’。现实是，他们不会的。有结构性的原因让微软不会消失。这不见得是坏事。”

八、从代数到责任

Tan也分享了他近年投身旧金山地方政治的原因。疫情期间，他看到两件事同时发生：地方检察官对针对亚裔老人的暴力犯罪视而不见；学校董事会公开敌视想在公立中学学代数的亚裔孩子。

“这击中了我，”他说。“我就是那个在弗里蒙特公立学校上学的孩子。如果中学不能学代数，高中就不能学微积分，我就没法在斯坦福学工程，就不会有今天。”

他和社区组织起来，去农贸市场，去ABC新闻台抗议。“当体制变得如此不堪，你只能用身体去阻止它。”

“旧金山现在正在变好，”他说。“事情好多了，每个人都感受到了。”

结语

Garry Tan的故事是一个关于错误、反思和行动的循环。他22岁时错过了Palantir，34岁成了YC合伙人，现在他每天告诉创始人：不要追逐热点，不要角色扮演。真诚地面对自己的经验，观察真实的地形，然后用AI把自己放大400倍。

他的核心信念很简单：“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实现乌托邦，但尝试本身就是值得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后浪进化星球”，作者：Mark，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