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与厉以宁的“相反相成”
引子
1930 年的南京，秦淮河水依旧缓缓流淌。这一年，两个男孩先后降生在这座古城：年初一月，吴家的男婴取名敬琏；岁末十一月，厉家的幼子唤作以宁。没人会想到，半个世纪后，这两位会以“吴市场”与“厉股份”的名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思想史上最耀眼的双子星。
他们不仅是同乡，还是高中同窗，是同代学者中对中国改革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他们又站在改革路径的两端，一个力主整体配套的市场化转型，一个坚持产权重构的所有制改革，从八十年代的改革主线之辩，到世纪之交的资本市场之争，争论横跨二十余年。然而所有的分歧之下，是两人完全一致的底色：坚信市场的力量，坚守学者的良知，以毕生所学为中国的转型建言献策，并深刻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所谓“国士无双”，在他们这里成就了“双国士”的佳话——相反相成，殊途同归，共同刻写了中国改革的思想年轮。
小学和高中时期的厉以宁（图片来源：北大光华官网）
2023 年 2 月，厉以宁先生溘然长逝。我参加了此后举办的追思会，听着大家的发言，看着现场陈列的一本本老师的著作，泪水止不住流下来……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刚开始欣赏的居然是厉老师的口才，他特别善于用通俗易懂的比喻来表述深刻的道理。比如他说，国有企业得的是老年痴呆症，是小儿麻痹症；经济要保持一定增速，就好比骑自行车，太慢会不稳，会倒下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有一次，他说：国企改革要抓大放小，靓女先嫁。我初生牛犊站起来就问：为什么不可以放大？他答：谁娶得起呀？听众笑声一片。还有一次课间，我一个十八九岁的毛头小伙，得着老师休息的空儿，迎上去问了一个很突兀的问题：国家怎么才能长治久安？厉老师上下看了看我，那眼神看不出是孺子可教还是不可教的意思，然后留下政治改革四个字，转身而去……
厉以宁先生的讲座现场（图片来源：北大光华官网）
厉老师离去了，好在吴敬琏先生还健在，90 多岁的老人依旧在思考、在写作，在持续关注着中国改革的前途，并时有发声，正所谓老骥伏枥、鞠躬尽瘁。我与吴先生只有一次近距离交流。90 年代中期的某一天，我有一次去城里玩耍，不期在公交车上遇到提着沉甸甸台式电脑主机的吴先生。大家不认识他，也没人给他让座。我凑过去问：吴老师，干啥去？吴老师笑一笑，说电脑坏了，拿去修。我说沉不沉，我帮您提。吴老师又笑一笑，说，提着不费劲。我没话找话，说您怎么看待最近的林（毅夫）张（维迎）之争（1995年的国企改革之争）？吴老师又笑一笑，打开了话匣子：林张之争本质上是吴厉之争的继续……
沉潜后迸发的学术人生路
吴市场
吴敬琏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附中，1948 年考入金陵大学经济系。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金陵大学经济系并入复旦大学，他也随之转入复旦，1954 年正式毕业，随后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今社科院经济所）工作。
中学时期的吴敬琏
青年时代的吴敬琏，走的是标准的体制内学术道路：早年师从苏联经济学家毕尔曼，研究企业财务与国家财政，是正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真正的思想转折，发生在那段特殊的动荡岁月里。在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他结识了被后世称为“中国市场经济思想先驱”的顾准。在人人噤声的年代，顾准和他讨论希腊城邦制度，讨论中国历史的循环，讨论“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的可能性。那些在田埂边、油灯下的对话，成了吴敬琏一生的思想底色。他后来常说，自己不过是“顾准思想的继承者”。
顾准（图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顾准给吴敬琏留下的，不只是市场经济的理论启蒙，更是“拆下肋骨当火把”的学者风骨。七十年代末改革大潮初起，吴敬琏已是国内最早系统反思计划经济体制、主张市场取向改革的学者之一。他深耕比较经济体制研究，把东欧改革理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引入中国，跳出了“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旧框架，直指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建立竞争性的市场体制。
1984 年，他参与撰写《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再思考》，为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有计划商品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1986 年，他出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主持起草中国第一份全面配套改革方案。从那时起，“吴市场”的名号不胫而走。在“市场经济”还是敏感词的年代，这个称号一半是调侃，一半是对他坚定立场的认可。
厉股份
厉以宁的人生大半都与北大绑定。他 1951 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55 年毕业留校，从此一待就是七十余年。
很长一段时间里，厉以宁都不是舞台中央的人物（在高僧众多的北大经济系，他就是一位边缘的扫地僧）。留校后的二十多年里，他做过资料员、助教，埋头翻译整理西方经济学文献与经济史资料，在政治运动的间隙里默默读书、思考。正是这段“冷板凳”岁月，让他系统吃透了西方非均衡经济理论，也对中国计划经济的微观病灶有了极深的体察。他很早就意识到，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是企业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经济主体，一没有自主经营权，二不承担盈亏责任，就算价格放开，企业也不会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也就是他说的国企有老年痴呆症、小儿麻痹症）。
1980 年，在全国劳动就业会议上，厉以宁第一次公开提出：可以通过组建股份制企业来吸纳就业。这是“股份制”第一次正式进入中国改革的讨论语境，在当时无异于石破天惊。股份制被很多人视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姓“资”姓“社”的争议铺天盖地。但厉以宁没有退让，他从理论上论证：股份制不过是现代企业的组织形式，本身没有意识形态属性，公有制完全可以通过股份制实现。
1986 年 4 月，在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当着上千名听众说出了那句载入改革史册的名言：
“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必定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
这句话像一道分水岭，正式拉开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与“整体配套改革论”的大辩论。后面更是由于他对中国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的突出贡献，被世人尊称为“厉股份”。
厉以宁传统学养深厚，写得一手极好的旧体诗词。沉潜的岁月里，诗词是他的精神出口，也养出了他身上那种“温和而坚定”的气质，他从不疾言厉色，但他认准的方向，半步都不曾退让。
两位先生的口才都极好（放眼望去，方今之世黄奇帆先生差可比拟），而且都不废话。都没有发言稿，上来就说，我今天讲九个问题，然后一个一个问题条分缕析，如数家珍，令听众如饮甘泉。他们两位在北大电教报告厅都举办过讲座，我每次都早早去占座。真是人山人海，报告厅里挤得水泄不通，连讲台上的地面都坐满了人，有人就坐在先生的脚边仰头听。
改革主线之争
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改革，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红利已经释放，城市改革怎么改、从哪里改，成了学界与决策层争论的核心。吴敬琏与厉以宁的分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本质上是对“中国转型的核心矛盾是什么”的不同回答。
厉以宁：非均衡下的所有制改革主线
厉以宁的改革逻辑，建立在他的“非均衡经济理论”之上。他在 1990 年出版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被选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在书中，他把经济非均衡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主流经济学通常讨论的非均衡，即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导致的供求失衡，但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第二类非均衡则不仅是市场不完善，更重要的是企业根本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缺乏活力、不对盈亏负责。厉以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经济属于典型的第二类非均衡。
基于这个判断，他的改革逻辑顺理成章：既然问题的根源在微观主体，那改革的主线就必须是所有制改革，也就是重新塑造企业的产权机制。不先把企业改成真正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就算把价格放开了，企业也不会按照价格信号调整生产，市场机制根本转不起来。价格改革搞急了，反而会引发通胀、秩序混乱，甚至葬送整个改革。
在他看来，股份制就是所有制改革的抓手之一。通过股份制，可以实现大型国有企业的产权清晰、政企分开，让国有企业从政府的附属物变成独立的市场主体；同时可以通过股权多元化，引入社会资本，解决企业融资与治理问题。他不反对价格改革，但认为价格改革只能是配套，不能当主线，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合格的企业，再完美的价格体系也没有意义。
吴敬琏：系统转型的整体配套改革论
吴敬琏看待问题的视角是“体制整体”。他深受比较经济体制研究的影响，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由价格体系、企业制度、宏观调控、法治环境共同构成的有机系统，不能零敲碎打地改，必须整体设计、配套推进。
他的核心观点是：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竞争性的市场体制，而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信号。价格双轨制造成的寻租空间、官倒乱象，已经成了当时经济秩序最大的毒瘤。如果不尽快理顺价格、建立统一的市场规则，企业就算改了产权，也会在扭曲的价格信号里乱撞，甚至会利用双轨制套利，反而滋生腐败。
因此他主张，价格、税收、财政、金融这四大改革必须配套推进，先把市场的基本框架搭起来，让竞争机制发挥作用。与此同时，企业改革也要同步推进，但不能脱离市场环境单独搞。1986 年他主持起草的“价税财联动”改革方案，就是这套思路的集中体现：先通过价格并轨理顺信号，再用财税改革配套，同时推进国企改革，形成系统合力。
在吴敬琏看来，只搞企业改革、不搞市场建设，就像只练肌肉、不搭赛道。运动员再强壮，没有公平的跑道和规则，比赛也跑不起来。承包制就是典型的例子：企业有了一定自主权，但没有公平的市场环境，最后变成了“包盈不包亏”，短期行为严重，并没有真正激活企业。
争论没有输家
今天回头看这场争论，很难说谁对谁错。
1988 年的“价格闯关”仓促启动，很快引发了全国性的抢购风潮与高通胀，不得不紧急叫停，印证了厉以宁“价格改革失败可能葬送改革”的警示。而九十年代之后，股份制改革全面推开，资本市场建立，国企产权改革不断深化，也验证了所有制改革的核心价值。
但另一方面，九十年代的价格并轨、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系改革等一系列配套措施，为股份制和资本市场的运行提供了基础环境；如果没有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股份制企业也很难真正发挥作用。吴敬琏反复强调的“整体改革”“法治市场经济”，也在后来的改革进程中不断被印证。
更有意思的是，两人的观点其实一直在靠近。厉以宁从来没有否定过市场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吴敬琏也始终支持国企的股份制改造与产权清晰。他们的分歧，从来不是“要不要市场化”，而是“市场化先迈哪条腿”；不是方向之争，而是路径、节奏与优先级之争。在坚持市场取向改革这个大方向上，两人是最坚定的同盟者。
股市是赌场？
如果说八十年代的改革主线之争，还停留在顶层设计的庙堂之争，那么 2001 年的股市大论战，则让两位学者的分歧走到了大众聚光灯下，成了全民热议的公共事件。
九十年代，中国股市从无到有，高速发展。野蛮生长的另一面，是乱象丛生：庄家坐庄操纵股价、内幕交易横行、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散户被收割成了常态。吴敬琏很早就关注股市的问题，不断撰文批评市场的不规范。
2001 年 1 月，吴敬琏在央视《对话》栏目中直言：
“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这里呢，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
这就是著名的“赌场论”。言论一出，市场哗然，随后股市连续下跌，吴敬琏瞬间被推上风口浪尖。有人骂他“一言毁市”，断了股民的财路；也有人拍手称快，说他说出了股市的真相。
一个月后，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吴晓求、韩志国五位经济学家共同召开记者恳谈会，公开反驳“赌场论”。厉以宁的核心观点很明确：中国股市才十岁，还是个正在成长的孩子。孩子生病很正常，应该诊断病因、对症下药，帮他健康成长，而不是一棍子打死，更不能全盘否定资本市场的价值。
厉以宁的立场，和他一贯的逻辑一脉相承。他是中国资本市场最早的推动者之一，1992 年主持起草《证券法》，后来又主持起草《证券投资基金法》，可以说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框架里，处处有他的痕迹。在他看来，资本市场对中国企业改革、资源配置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对于一个新兴市场，规范固然重要，但发展才是第一位的，很多问题只能在发展中解决，停下来“完美了再发展”，只会永远发展不起来。
而吴敬琏批判的，从来不是股市本身，而是股市里的违法违规与制度缺陷。他后来专门澄清：自己从来没有说过要关掉股市，抨击的是“有人可以看牌的赌场”，也就是不公平、不规范的市场秩序。他担心的是，一个充满投机与黑幕的股市，不仅不能优化资源配置，反而会加剧贫富分化、滋生权贵资本，最终损害市场经济的根基。
这场股市之争，本质上是“发展优先”与“规范优先”的分歧。厉以宁怕的是把新生事物掐死在摇篮里，吴敬琏怕的是歪苗长歪了积重难返。站在今天回望，两人的担忧都成了现实：中国股市确实在发展中不断规范，走到了今天的体量；而市场里的顽疾，也确实如吴敬琏当年警示的那样，反复出现，治理艰难。
这场辩论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厉以宁是《证券法》的起草组长，吴敬琏是市场规范最坚定的呼吁者，一个建市场，一个守边界，看似对立，实则共同构成了资本市场的一体两面。没有厉以宁们的推动，就没有中国股市的从无到有；没有吴敬琏们的警示，市场的规范之路可能会走更多弯路。
相反相成
横跨二十余年的争论，让很多人把吴敬琏和厉以宁当成了“学术对手”。但事实上，他们私交甚笃，厉以宁曾公开笑着说：“外界把我们的分歧夸大了，我们俩其实是高中同学，改革大方向上从来都是一致的。”我记得，吴先生来北大办讲座，厉先生也出现在门口。
所谓的“相反相成”，恰恰在于他们的分歧都在技术层面，而底色与风骨高度契合。
首先，他们都是市场化改革最坚定的守望者。在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的年代，两人都顶着巨大的压力为市场经济正名：一个从整体体制层面论证市场经济的必然性，一个从微观产权层面论证市场主体的必要性。当保守思潮抬头时，他们都是站出来捍卫改革方向的人，从来没有动摇过。
其次，他们都保有传统士大夫的经世济民情怀。吴敬琏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一生敢言直谏，从批判权贵资本主义，到呼吁法治市场经济，再到关注社会公平，始终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上说话，不媚权、不媚俗。厉以宁则一生扎根中国大地，七十多岁还带队到山区、林区调研，从林权改革到民营经济发展，走遍了中国每一个地级市，从城乡二元结构到共同富裕，始终把学问做在中国的土壤上。
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刻进了学术生命里。厉以宁在最沉寂的二十年里没有放弃思考，吴敬琏在最争议的风口上没有改变立场。他们从不迎合风向，只服从真理；观点可以争论，但底线绝不退让。
晚年的两位老人，共识越来越多。他们都强调民营经济的重要性，都呼吁完善法治环境，都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与社会公平。吴敬琏从“吴市场”进一步走向“吴法治”，强调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经济；厉以宁从“厉股份”进一步走向“厉民营”，持续为非公经济发声。两条路径，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目标：一个更成熟、更公平、更有活力的中国市场经济。
2008 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两人在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实现了十年首次公开对话。台上的两位老人都已年近八旬，谈起三十年改革的得失，依旧思路清晰，针锋相对处互不相让，聊到深处又相视一笑。台下的听众看着这两位同龄、同乡、同窗的老人，忽然明白：
“中国改革最幸运的地方，就是同时拥有了他们两个人。
一个推着市场建框架，一个推着企业练内功；一个盯着规范守底线，一个盯着发展求突破。一刚一柔，一破一立，共同托举起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思想大厦。
作者简介
姚志勇，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研究领域涉及产业经济学、企业理论、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等。1991 年至 1998 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1998 年至 2002 年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讲师。长期关注中国企业的创新实践，致力于从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交叉视角理解企业家行为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意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商业知识”（ID：BKfudan），作者：姚志勇，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