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是“人形庞氏骗局”吗？——兼论企业家是什么

三百年来，从坎蒂隆到奈特，从熊彼特到科兹纳，经济学界为这个问题争论不休；管理学界则从职能、特质、行为等多个维度给出了数十种定义。正如张维迎教授所言，正面定义企业家精神极其困难，或许更好的方式是先弄清楚“企业家不是什么”。

2026 年 6 月 12 日，SpaceX 登陆纳斯达克，首日市值突破 2.1 万亿美元，埃隆·马斯克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个人净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的企业家。就在市场欢呼的同一天，200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发表专栏文章，标题直截了当——《埃隆·马斯克，人形庞氏骗局》(Elon Musk， Human Ponzi Scheme)。

克鲁格曼的讽刺不可谓不辛辣：“昨天我短途旅行了一趟，先坐了超级高铁，接着用脑机接口召唤了一辆全自动驾驶 Robotaxi，路上还读了火星殖民地的最新简报……好吧，以上这一切都没发生。”在他看来，马斯克的财富帝国建立在一连串从未兑现的承诺之上：超级高铁遥遥无期，全自动驾驶屡屡跳票，火星殖民更像科幻小说。投资者因为相信“马斯克能创造未来”而不断投入资金，估值上涨又反过来“证明”了马斯克的天才，形成一套自我强化的资本循环——这正是庞氏骗局的典型特征。

这篇文章迅速引爆舆论。支持者认为克鲁格曼戳破了资本神话，反对者指责诺奖得主不懂商业现实。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场争论的本质，其实是一个古老命题的当代重演：企业家究竟是什么？

笔者通过近距离接触一些优秀企业家，听他们讲述艰难曲折的创业故事和传奇般的经历后，一个简洁的答案在心中油然而生：企业家，就是那些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人；企业家精神，就是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而穷尽一切手段的意志与能力。

01

克鲁格曼对在哪里

要理解这场争论，首先要承认：克鲁格曼的判断并非全无道理。站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马斯克的商业轨迹确实充满了“庞氏特征”。

首先，他的绝大多数愿景在提出时，都被专业人士判定为技术上不可能、经济上不可行。2008 年，当马斯克提出可回收火箭概念时，航天界的共识是“违背物理规律”；2012 年特斯拉 Model S 量产前夕，几乎所有汽车行业分析师都认为这家公司活不过一年；星链计划公布时，通信专家测算其成本永远无法回收。站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用现有数据、现有技术、现有商业模式去推演，马斯克的计划都像天方夜谭。

其次，他的企业长期依赖外部融资维持运转，用新钱支撑旧故事。特斯拉成立十八年后才实现稳定年度盈利，在此期间经历了十数轮融资，多次濒临破产；SpaceX 成立二十余年，至今仍在亏损，却凭借一轮又一轮的估值提升吸纳了天量资本。克鲁格曼观察到的“自我实现的信仰循环”确实存在：相信的人越多，资本越涌入；资本越涌入，企业越能撑到下一个里程碑；里程碑每实现一小步，又会吸引更多信徒。

最重要的是，他的愿景与现实之间始终存在巨大鸿沟。克鲁格曼列举的事实基本准确：2025 年过去了，超级高铁没有商用，全自动驾驶没有普及，火星上没有人类殖民地。马斯克永远在承诺“明年就能实现”，然后把 deadline 往后推。如果用传统的“承诺-兑现”评价体系来衡量，马斯克确实是个“屡屡食言者”。

用主流经济学的标尺去丈量企业家，得到的永远是偏差甚至误判。

因为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是“给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而企业家的本职工作，恰恰是改变约束条件本身。

02

三百年未决的学术命题

“企业家”(entrepreneur)一词源于法语，原意为“承担风险的远征者”。

18 世纪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首次将其引入经济学，将企业家定义为“在价格不确定时购入生产要素、期望以更高价格售出的人”。此后三百年，这个概念非但没有越辩越明，反而衍生出至少十几种相互竞争的定义。

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中提出，企业家是承担真正不确定性的人——风险可计算，而不确定性不可计算，利润正是对承担不可计算之不确定性的回报。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将企业家定义为创新者——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通过“创造性破坏”打破经济循环的均衡状态。在熊彼特看来，普通人只是在既定轨道上循环运行，而企业家是轨道的改变者。

奥地利学派的科兹纳则认为，企业家的核心特质是警觉——对市场中他人视而不见的套利机会保持敏锐，发现并利用市场的不均衡。

管理学领域同样众说纷纭。特质理论认为企业家拥有与生俱来的人格特质，如成就动机、风险偏好、内控型人格；行为理论则关注企业家的具体行为模式，如机会识别、资源整合、团队构建；过程理论将创业视为一系列阶段的组合，从创意产生到新企业创建再到成长。

为什么定义企业家如此困难？因为企业家本质上是“正态分布之外的人”，是统计学上的异常值。主流经济学的均衡框架、理性人假设、边际分析，本质上研究的是“平均人”的行为规律；而企业家恰恰是不平均的、偏离均值的、打破规律的人。用研究平均状态的工具去研究极端值，自然不得要领。

这也正是张维迎教授“反向定义”的深意所在：当正面界定极其困难时，先划清边界，排除误解，反而能更接近本质。

03

张维迎的反向智慧：企业家不是什么

张维迎教授研究企业家近四十年，最终的结论是：理解企业家精神最好的方式，是先弄明白“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他提出的五个反向命题，恰好构成了我们理解企业家的坐标系。

第一 不是科学决策

科学决策的前提是数据完备、规律已知、答案唯一，而企业家决策面对的是未来的未知。乔布斯决定做 iPhone 时，没有市场调研数据支持“消费者需要一台没有键盘的手机”；黄仁勋押注 CUDA 生态时，没有人知道 AI 大模型会在二十年后爆发。用“科学决策”的标准要求企业家，无异于缘木求鱼。

第二 不是约束条件下求解

管理的核心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在给定的资源、技术、市场约束下追求最优解；而企业家的逻辑恰恰相反——先确定目标，再想办法创造资源、改变约束。普通人看到约束，企业家看到目标；普通人在边界内做事，企业家拓展边界本身。

第三 不以利润为唯一目标

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但现实中伟大的企业家几乎都不是为了钱本身。马斯克做 SpaceX 是为了火星殖民，乔布斯做苹果是为了“改变世界”，黄仁勋做英伟达是为了“加速计算的未来”。利润对他们而言是结果而非目的。只盯着利润的人，往往成不了真正的企业家。

第四 不完全听命于投资人

公司治理理论强调股东利益至上，但真正的企业家往往是“不听话”的。马斯克多次在特斯拉股价暴跌、投资人强烈反对时坚持自己的战略；乔布斯当年被自己创立的公司开除，正是因为他的愿景与董事会的短期利益相悖。投资人大多只能理解已知的世界，无法想象不可能的未来。

第五 不是“好员工”

好员工的标准是服从命令、遵守流程、完成 KPI。但企业家天生就是规则的破坏者和秩序的重建者。他们不按常理出牌，不循规蹈矩，不满足于既定的框架。张维迎说得直白：企业家是摆布别人的人，不是被人摆布的人。

他们不服从于给定的现实，而致力于改变现实；不接受现有的不可能，而致力于将其变为可能。

04

我们的定义：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人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给出一个简洁而有力的定义：企业家，就是那些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人。

这个定义包含三个层次。首先，企业家的起点是一个“不可能”的目标——在当时的技术条件、资源约束、市场认知下被普遍判定为无法实现的目标。其次，企业家的行动是“变”——通过创新、整合、坚持，调动一切可用与不可用的资源。最后，企业家的终点是“可能”——让原本不可能的事情真实地发生在这个世界上。

让我们用三位当代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家来验证这个定义。

乔布斯

让科技走向人文的“不可能”

1997 年乔布斯回归苹果时，这家公司距离破产只有九十天。当时的共识是：Wintel 联盟已经垄断个人电脑市场，苹果没有任何翻盘的可能。但乔布斯不接受这个“不可能”。

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优化产品线、削减成本——这些都是职业经理人会做的事。他做的是重新定义“电脑应该是什么”。iMac 打破了所有工业设计的成规，用半透明的彩色外壳让冰冷的科技产品拥有了情感温度；iPod+iTunes 重新定义了音乐产业，在盗版泛滥的时代让人们愿意为数字音乐付费；iPhone 则彻底颠覆了手机行业，在所有人都认为“键盘是手机必需品”的时候，用一块玻璃屏幕重新定义了移动计算。

乔布斯最著名的一句话是“现实扭曲力场”——他能让周围的人相信，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是可以做到的。这不是话术，而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先在头脑中构建一个未来的现实，然后让世界朝着这个现实坍缩。

黄仁勋

让 GPU 定义 AI 时代的“不可能”

三十年前，英伟达只是一家做游戏显卡的小公司。没有人想到，这家公司会成为 AI 时代的核心基础设施提供商，成为全球首家市值突破五万亿美元的伟大公司。

1999 年英伟达发明 GPU 时，它的用途只有一个：加速 3D 图形渲染。但黄仁勋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可能性：GPU 的并行计算架构，或许可以用于通用计算。2006 年 CUDA 平台发布时，整个行业都不理解——一家显卡公司为什么要做编程平台？分析师认为这是不务正业，浪费研发资源。在当时看来，“用显卡做科学计算”是一件性价比极低、几乎不可能规模化的事。

黄仁勋坚持了整整十七年。十七年间，CUDA 生态缓慢生长，直到大语言模型爆发的那一刻，全世界才突然发现：原来 AI 训练唯一可用的基础设施，就是英伟达早已铺好的 GPU+CUDA 体系。所谓的“一夜成名”，其实是十七年对“不可能”的持续进攻。

黄仁勋常说“我们赌上了公司的一切”。这正是企业家的宿命：在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的时候，用全部身家下注一个只有自己能看见的未来。

马斯克

让人类走出地球的“不可能”

马斯克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句话最极致的当代注脚。

2002 年创立 SpaceX 时，他的目标是“让人类成为多行星物种”。航天工业界的反应是：一个做互联网出身的年轻人，想靠私人公司造火箭？简直是天方夜谭。前三次火箭发射全部失败，马斯克把自己最后一笔钱砸进了第四次发射，成功的那一刻，他泪流满面——因为再失败一次，SpaceX 就不复存在了。

可回收火箭、星舰、星链……每一个项目提出时都伴随着“不可能”的断言，每一个项目都在质疑声中一步步变成现实。今天，星链已经为全球超过七千万用户提供卫星互联网服务，可回收火箭将发射成本降低了一个数量级，星舰虽然屡败屡战，但每一次爆炸都在逼近最终的成功。

克鲁格曼嘲笑马斯克的承诺总是跳票，但他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马斯克承诺的时间永远过于乐观，但他承诺的方向永远最终实现。他说 2020 年实现全自动驾驶，没有做到，但今天的辅助驾驶能力已经远超当年任何人的想象；他说 2025 年登陆火星，没有做到，但可复用重型火箭的进展已经超出了航天界最乐观的预期。

企业家从来不是精准的预言家，而是坚定的行动者。他们可能会在时间表上犯错，但不会在方向上犯错；他们可能会推迟兑现，但永远不会放弃兑现。

05

穷尽一切手段达成目标

如果说“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是企业家的定义，那么企业家精神就是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而穷尽一切手段的意志与能力。

这种精神首先体现为对目标的绝对偏执。普通人做事，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就会调整目标；企业家做事，遇到障碍就调整路径，目标永远不变。马斯克为了降低火箭成本，从买俄罗斯火箭到自己造火箭，从一次性火箭到可回收火箭，路径换了无数条，“去火星”的目标从未动摇。

其次体现为资源整合的创造力。企业家永远在“资源不足”的状态下做事。没有钱，就去融资；没有技术，就去收购或研发；没有人才，就去挖角或培养；没有市场，就去教育和创造。普通人看到的是“我没有什么所以做不成”，企业家看到的是“我需要什么，以及我如何能得到它”。

再次体现为对失败的极端耐受。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注定要经历无数次失败。乔布斯被自己创立的公司开除，黄仁勋经历过英伟达濒临破产的时刻，马斯克的火箭炸了一次又一次。对普通人来说，失败是终点；对企业家来说，失败只是通往成功的必经站点。

最后体现为对现实的重构能力。企业家不接受“现实就是这样”的断言。在他们眼中，现实不是既成事实，而是尚未被塑造的原材料。他们先在想象中构建一个新的现实，然后用行动把这个想象刻印到物质世界上。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企业家往往看起来像“骗子”。

当一个人言之凿凿地谈论一件尚未存在、且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存在的事情时，他在旁人眼中与骗子没有区别。骗子和企业家的区别在哪里？骗子承诺了不打算兑现，企业家承诺了拼尽全力去兑现；骗子的目标是拿走你的钱，企业家的目标是做成那件事；骗子最终会消失，而企业家最终会拿出结果。

在结果出来之前，两者看起来高度相似。这就是克鲁格曼误判的根源——他只看到了“承诺尚未兑现”的表象，却没有区分“不想兑现”和“尚未兑现完”的本质差异。

06

经济学的一些局限性

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无疑是这个时代最聪明的头脑之一。但为什么他会对马斯克做出如此偏差的判断？答案不在于智力，而原因或许在于学科视角的一些先天局限性。

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框架是均衡、理性、最优化。在这个框架里，未来是可以用概率分布描述的，决策是在给定约束下计算最优解，市场会趋向均衡状态。而企业家恰恰是打破均衡、超越理性计算、改变约束条件的人。用均衡理论去分析企业家，就像用牛顿力学去解释量子现象——不是工具不够精密，而是适用范围不对。

克鲁格曼看到了“不断用新融资支撑旧愿景”的循环，就判定这是庞氏骗局。但他忽略了一个关键区别：庞氏骗局没有真实的价值创造，而企业家的每一轮融资，都在将一部分愿景转化为真实的技术、产品和能力。庞氏骗局的终点必然是崩盘，因为它不产生任何新增价值；而企业家的征途只要走得足够远，最终会抵达价值兑现的那天。特斯拉 2019 年还在被质疑是庞氏骗局，今天它已经是全球利润最高的汽车公司之一。

更深层的分歧在于对“不确定性”的态度。经济学家习惯于用模型消解不确定性，用概率将未知转化为已知。但真正的企业家面对的是奈特意义上的“真正不确定性”——没有先例，没有数据，没有概率分布，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面对这种不确定性，计算和模型无能为力，唯一能依靠的是想象力、意志力和行动力。

克鲁格曼代表的是“解释世界”的智慧，而企业家代表的是“改变世界”的意志。

解释世界的人用现有规律判断什么不可能，改变世界的人用行动创造新的规律。这两者没有高下之分，但属于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用解释者的标准去评判行动者，注定会得出错位的结论。

尾声 ｜ 不可能的价值

回到最初的问题：企业家是什么？

他们不是利润最大化的计算器，不是科学决策的执行者，不是投资人的雇员，不是循规蹈矩的好员工。

他们是看见不存在之物的人，是相信不可能之事的人，是把愿景砸进现实的人，是在所有人都说“不行”的时候说“我们试试”的人。

人类文明的进步，本质上就是一部“不可能”不断变为“可能”的历史。曾经，人类飞上天空是不可能；曾经，隔着万里即时通话是不可能；曾经，人人拥有一台个人电脑是不可能。每一个“不可能”的壁垒背后，都站着一个或一群企业家，用他们的偏执、创造力和行动力，在壁垒上凿开缺口，让光透进来。

我们当然需要克鲁格曼这样的批评者。怀疑和警惕是市场健康运行的必要条件，不是每一个声称要“改变世界”的人都是真正的企业家，其中确实混杂着投机者和骗子。但我们更需要理解：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恰恰是在“看起来像骗局”的灰色地带里生长出来的。如果一个想法从一开始就所有人都认为可行、都拍手叫好，那它大概率不是真正的创新，也不需要企业家来做。

下一次当你听到一个匪夷所思的商业计划，先别急着下结论说这是骗局。不妨等一等，看一看那个说话的人，是在用承诺换取金钱，还是在用金钱换取实现承诺的时间。

因为人类文明中所有最伟大的进步，在最初看起来，都像是不可能的妄想。而把这些看似不可能的妄想变成商业现实的人，我们称之为——企业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商业知识”，作者：姚志勇，36氪经授权发布。